孙中山和他的耶鲁编辑用诸如“适当的法律程序”、“言论自由”、“生存、自由、财产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等西方概念，从美国的传统中找到中国革命的根据。他宣称“吾中国人思补救于将来，以挽往者之失，建设平和政府于远东，决意于世界采用一相当之计划，用以达此重大之目的者，‘欲得平和必加强暴’”。他声称，“全国革命之时机，刻已熟矣”，并列举了他自己的惠州起义以及更近一些的与他没有关系的广州和广西的革命运动。他认为致公堂（他称之为中国爱国会）充满了反满的情绪，虽然他知道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接着，孙中山谈到第二个错误看法，即所谓“黄祸”。他重复了前一年的分析，重复了某些西方政治家所持的论调，即害怕中国一旦现代化，它就会变成“一种威胁”，因此，这种论调认为“使中国每况愈下，……政策之佳，莫逾于此”。孙中山说，这种政策，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也是站不住脚的。他宣称，尽管中国人是天然的平和守法之民，但他们也会起来自卫的。在暗示了日俄有控制中国的可能性之后，孙中山说，“若以中国人将欲凌厉世界，此则非中国另入于外人肘下，别有外人主持，或可致此。”他声称，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对于国际工商业来说都是个福祉。“一国中各守个人主义之人民，岂莫不以经济上期他人困苦暗弱以为己邻，胜于丰富明强者乎？”
解决这个问题，惟有使“此末日之满清君主”，就为一“中国民主”。他声称，既然在一九○○年不足两万人的外国军队能使清政府屈服，那么革命更是不难做到这一点的，“况吾人尤易得千百倍于吾党”。然而，为了使革命更易于完成，在文章的结尾他向各国呼吁：
夫作中国救世之工，自属吾人之本分，但此问题近来包括盖世之干涉，吾人欲收功效，必须慎求妙方，力戒轻动，凡列强之中有误会者，则解明之；有干涉者，则谢绝之。今除普告文明世界各国人民外，敢详告于合众国，不拘道德上物质上，表以同情，加以扶助，缘汝乃今日西方文化之先锋，汝为基督教之国，吾人将步趋一新政府于汝之后尘；且于诸事上，汝亦共和自主之豪侠，此吾人之冀望能见众多之拉飞冶德出于汝者也。
这个小册子写得很好，它物急针对美国公众的兴趣和情绪的而言。对中国读者来说，尽管孙中山这时的态度更富有战斗性，但这个声明同他的信念是一致的，这就是中国的复兴对整个现代世界都有好处。只不过几年之前，霍布森就曾警告：“充满着怨恨和自卫热情的民族主义，比充满着贪婪和敌意以及以牺牲他国来自行扩张的民族主义，较少滥用其自然的特征而已。从这方面来看，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在那些与其毫无关系而无法并吞的民族中，以及在那些非常团结而无法永久摧毁的民族中，对民族主义是一种人为的鼓励。……我们联合其他国家在中国创造那时还不知道的怨愤的民族主义。但是，孙中山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作为个人来说，不能被看成是这种“怨愤的民族主义”的代表。
孙中山印了一万册《中国问题之解决》，据说把它们分赠给了各国人士。他的报纸《中国日报》刊载了这种译文，一家东京的报纸发表了日文译文。但在欧美《中国日报》实际上到谁的手里？更重要的是，即使某些西方政治家可能同意他的观点，他们又怎能相信他在中国有什么影响？尽管他心里想到海外的学生，可能至少已有一年，但是那些从外国回来的革命先锋没有他照样过得很好。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东京一上海民族主义者轴心是以丰富的文学作品以及秘密组织的一些零星分散的起义为其特征的。到一九○三年底和一九○四年间，那些青年知识分子中最大胆的人企图把他们的理论付诸实践。在此期间，当孙中山远在国外，而梁启超又开始被他的良心所苦时，革命党人的密谋延伸到了内地，到了湖南、湖北，到了沿海的浙江和江苏。首批革命学生开始回国，他们带着书本和炸弹。还在东京的时候，军国民教育会的一些成员（军国民教育会本身是个秘密组织）成立了一个极为秘密的暗杀队。杨守仁是其中的一个成员，他曾向一位前惠州起义参加者梁慕光学制炸药，梁于一九○三年参加广州密谋后在横滨避难。杨守仁做试验时失去了一只眼睛，可是这位俄国恐怖主义的信徒在一九○四年仍然带了一些炸弹和一个计划前往天津，打算把皇帝和西太后一起炸死在宫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