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年六月，孙中山带着他的新章程，在致公堂的领导人黄三德的陪同下，驱车跑遍全美，进行会员登记。估计有七八万三合会员，如果每人交二元的注册费，那么对于会党和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来说便有相当大的一笔收入了。但是到了十二月，在访问了斐士哪、贝克斯菲尔德、洛杉矶、新奥尔良、圣路易、芝加哥、亚特兰大、匹茨堡、威敏顿、巴尔的摩和费城等几十个城市后，他们却两手空空地回到了纽约。孙中山和黄三德不但没有筹集到资金，反而把他们在西海岸筹集到的几千元作为旅费花光了。三合会自夸的网状组织证明不过是一些对总部不承担任何义务的散漫的分支机构。他们出来听听孙中山和黄三德讲些在他们的政治兴趣的限度内一些东西，但他们仍然推崇康有为和梁启超这两个更加著名的领袖。
实际上，孙中山太多的期望也太急了。他的名望仍然比不上他的对手。康、梁可以在美国到处游说，吸引成千的听众和乐于捐助的人，并且得到国务卿及罗斯福总统的接见（梁启超前一年曾在华盛顿，康有为则是在次年趾高气扬地来到的）。在刘成禺到来之前，孙中山还没有得到报纸的支持，而康、梁势力已控制着旧金山和纽约两地的报纸。但是孙中山的对手的海外活动在华侨中所激发的爱国政治思想，最终是有利于革命运动的。通过创办现代学校和报刊，改良派撒下的种子必然要由孙中山及其后继者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来收获。
但是，孙中山看到了东京、上海以及中国内地的思想混乱，想带着他的海外关系和筹措资金本领的证据回到东方去。考虑到他的不利因素和他的对手的有利条件，从这一点上说，他是干得很不错的。他决未能掌握华侨的资金，但他使从夏威夷直至美国西海岸的人们都知道他的存在，同时，他的代理人尤列已在马来亚建立了强大的基地。在横跨大陆的长途旅行中，他还吸收了几个热心的新成员。这些进展成效很快，虽然对那个仍然想一下子就推翻清王朝的人来说并不是一种安慰。
在纽约的冬天到来的时候孙中山沮丧已极，几乎心力交瘁。他决定让黄三德独自旅行，继续进行登记的事，他自己则在基督教朋友中寻求安慰。一个掌管唐人街布道团的富有同情心的牧师接待了他。当那些有势力的亲康有为的华侨以窝藏他为理由，威胁说要对布道团进行抵制时，这无疑是在他的伤口上撒盐。认识孙中山差不多已有二十年的喜嘉理博士，不久前在西海岸还见过他，发现孙中山“劳苦困顿，忧心忡忡”。
然而，纽约也使他从痛苦经历中得到一些解脱。当时在耶鲁法学院就读的王宠惠和当地的其他几个学生都来看他，于是他借此机会发表他那秘而不宣已有一年的想法。由于这些讨论和这次旅行的失败，孙中山决定改变方针。这些未受教育的华侨对革命的口号无动于衷，或许，富有共和精神的美国人会认识到他的事业的正义性。孙中山始终认为，中国的革命是符合西方利益的，因此他现在直接向美国谋求帮助，就像何启在香港向英国请求援助以及他自己一八九七年在伦敦所做的一样。孙中山的《中国问题之真解决》（他称之为他的小册子）在写作上曾得到王宠惠的帮助，其主要论点同孙中山早年的著作、包括头年在《江苏》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相似。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在对外国人讲话时孙中山用的是不同的调子。当孙和他的同胞讨论了菲律宾被征服之后，他分担了学生对帝国主义的担忧。在东京，他曾谈到阿奎那度的那些人们不会忘记的战士们，他们超出了学术上的兴趣，这些战士是中国人民应该学习的英雄，他们的顽强抵抗可以阻止西方进一步的扩张。但是，在纽约，他只是指出，征服菲律宾群岛使美国成了“中国的近邻之一”。这种地理位置上的接近，以及美国在中国市场的利益，便被孙中山作为远东，尤其是中国对美国具有重要性的理由。他还指出，不管日俄战争的结果如何，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也不能满足美国的利益。
接着他争辩说，正如他过去说过的那样，中国问题的根本所在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他说，假如清政府不是这样无能，那么满洲的战争就可以避免的。他的目的是把满洲人同中国人分开，并把中国人描绘成受外来征服者所压迫的人民。
在强调了这个种族上的差别之后，他开始阐明他的主要观点：消除他认为的美国人对中国的两种普遍的错误看法，第一种看法是：认为中国人在本性上就喜欢闭关自守，只有诉诸武力才能使他们向外开放。孙中山回顾了清朝以前的历史，引用了中国人乐于接受外国宗教学说的例证：接受佛教和景教碑，以及明朝对利玛窦神父的接待。他指责说，随着满洲人的到来，这个宽容的传统便受到压制，他们强迫中断和外国的交流，担心这种交流会使中国人民受到启迪，所以导致他们的垮台。不久之前孙中山还谴责清政府在义和团反帝斗争中软弱无力，现在则认为是清政府纵容排外而酿成了义和团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