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发现，孙中山在紧急关头再一次尽量利用他的基督教关系。在经历了伦敦事件之后，他目前的脱险计划只要把那时的做法重复一遍就行了。他找到一个美国报童，给伍盘照送去一封求救的信，也和在伦敦一样，他用英文附上一个要求：请酬报送信者，伍盘照如约来到拘留小屋，孙中山把经过情形告诉了他，同时交给他那封在广东的朋友写的旧介绍信。伍盘照和司徒南达认出了笔迹，他们的帮助就确定无疑了。下一步是向设在华盛顿的管理移民的工商部提出上诉，但司徒南达由于他的大多数教徒都有家属在中国，因此他提出必须慎重行事。孙中山还告诉他们，他是三合会成员，所以旧金山致公堂、即美国人所共知的中华圣公会也应设法营救；这样，我们又有了一个会党和基督教合作的例证。虽然致公堂充满了保皇会的支持者，但全美各分会的总部旧金山致公堂的大佬黄三德却是支持革命的。孙中山的困境，是保皇会和清统治当局合作的一个实例，这更增强了黄三德反对康有为的情绪，他支持向华盛顿上诉。
碰巧伍盘照也是中国领事雇用的顾问，领事在法律问题上往往听从他的意见。伍盘照要求他不要让华盛顿的中国使馆知道他们向工商部上诉的事，领事同意了，他要求伍盘照注意别把他牵连进去。伍盘照和英文书记跟该堂的美国律师（后来是中华民国铁道部顾问）磋商，由这位美国律师处理孙中山在华盛顿释放事宜，并决定以五百元保释金取保释放，住在此期间，孙中山受到会党显要人物和基督教长老的欢迎，并且邀请他在伍盘照的报社用膳。
月底，华盛顿的判决书到了，孙中山被当作是一个真正在夏威夷出生的华裔，因而没有理由驱逐他（也许拘留他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这时来了一个清朝的王爷，美国人想在孙中山获释之前确保他前往东海岸途中的安全）。这次对保皇会——清统治当局联合阴谋的胜利，是由于孙中山蒙受欺骗才成为可能的，这使孙中山受到鼓舞。正如后来证明的那样，这是孙中山这次美国之行最显著的特色。
孙中山恢复了自由后，便和各方面进行了接触，重新开始追求他原定的目标，开发旅美华侨的财源。他开始懂得宣传的价值，感谢邹容，使他有了一些恰当的东西去散发。在伍盘照提供印刷设备和黄三德的致公堂提供邮费的慷慨帮助下，孙中山安排印刷了一万一千册《革命军》，分寄给美洲及东南亚各地的华侨。
像在夏威夷一样，报纸宣传的问题产生了。旧金山致公堂的《大同日报》这时是由欧榘甲主编，人们还记得他是激进的《新广东》的作者，尽管他有反满的战斗精神，但他仍然是梁启超的同党，敌视孙中山。孙中山得到致公堂领导人的支持，把欧榘甲撤掉，邀请他在日本认识的湖北学生刘成禺来代替这个欧榘甲的职务。在刘成禺夏天来此担任主编后，孙中山又得到了一份对他有益的报纸。在美国期间，他还收到从新加坡寄来的新近创办的《图南日报》的头几期。孙中山和他的朋友现在掌握有四份报纸了。虽然在数量上仍比不上保皇会的报刊，但这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表明了知识分子正日益向孙中山靠拢的倾向。
考虑到基督教团体是自己最好的赌注，孙中山便在旧金山一个长老会教堂的大会上发表演说，在把革命的目标作了一通解释后，他试图推销在夏威夷印好的十元一张的债券。他还提出凡认购者即为兴中会会员。可是他的听众害怕清政府进行报复，都拒绝加入这个组织。孙中山于是收回参加组织的附属性的要求，只卖债券。在债券票面不写姓名，因为至少有一部分华侨还是愿意投资于革命的。这样，孙中山筹措二千七百元。在比较热情的参加者中有大会主席邝华汰，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是孙中山早年赴美旅行时结识的。邝华汰是唯一正式参加兴中会的人，仅他一人在伯克莱就推销了一千三百元的债券。
孙中山由于看到很难建立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兴旺发达的组织，便决定依靠致公堂把那些仍然流向康有为的资金转移过来。他得到旧金山高层人士的信赖，开始着手修改会党的章程，以便加强他这个总部对各个散乱的分会的控制，把整个组织变成一个为革命筹款的网。
在起草章程时，孙中山加进了在东京和夏威夷提出的四个新目标，从而表明他要把会党变成一个公开的组织的决心。他要这个会党保证同所有那些赞成这些目标的人合作，而把那些反对它的人看成敌人。属于后一类的包括被称做“汉奸”的保皇会，因为它“倡维新谈立宪”，还有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谴责。孙中山认为，整个世界都是受“生存竞争”的规律支配的。他写道，白种人已经吞并了五大洲，在东亚只剩下日本和中国还存在着。但是中国的软弱已经暴露无遗，满人已无力保护她。他在序言中说，“今幸遇爱国志士孙逸仙先生来游美洲，……演说洪门宗旨，发挥中国时事”，由于旅美华侨“居于自由平等之域，共和民政之邦，结会联盟，皆无所禁”，所以洪门组织能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