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从钟工宇那里得知，尽管孙中山经济困难，但在他们长期的交往中，他从来没有流露过对金钱的兴趣。孙中山喜欢在经济往来上有条有理，对待欠债很认真；但是与他在讲台上的自信态度相对照，在他试图为革命运动筹集资金时，孙中山却常常把自己降低到一个小贩的地位。有一次孙中山从日本来，带了价值五百元的丝绸，要他的朋友去卖。当这些东西在他的追随者当中卖掉后，钟工宇把货款送给他，他感到惊讶，并告诉钟工宇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既收不到钱，也收不回丝绸。
总之，孙中山对夏威夷的访问是成功的，足以使他产生打进保皇会的另一个堡垒——美国——的希望，梁启超曾在那里游说过。孙的母舅杨文纳提议，为了铺平进入这些较大的华侨社会的道路，他首先应在夏威夷得到致公堂的证书，由于这里的三合会和在美国的那些三合会一样，属于同一个分会。杨文纳是三合会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在保皇会分子的反对下安排孙中山加入了三合会，这些保皇会分子早年曾接收梁启超加入这个兄弟组织。孙中山作了特别的努力以取得三合会的支持，这可从他的公开信和文章中看出来，这些信和文章同会党旧有的反满目标是一致的。此时，孙中山得到了“洪棍”的重要头衔，这是一个专管纪律的高级军事官员。
孙中山对三合会重新感兴趣是值得进一步注意的。在过去，孙中山常常把和三合会的首领缔结特别的协议，作为他起义的策略之一。三合会是军事上的伙伴，而并非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对于这种策略来说，唯一的例外发生在一八九九年和一九○○年，当时孙中山想建立一个新的、包括他的兴中会和各地三合会分会的超级组织。然而，这次调停在时间上比惠州战役还短。然而，在一九○四年，孙中山接受了三合会组织上自治的事实，同时试图按他的要求加以改造，办法是谋取它的赞助，并向它灌输他自己的思想。梁启超在三年多以前曾采用过类似的手段。孙中山在美国更为公开地应用了这个策略，这就是不去触动三合会传统的等级制度，而用渗透的办法把它变为革命的正面组织。
虽然孙中山的三合会成员的身份替他向美国华侨作了最好的推荐，但是如何回避美国的排外法律。他的哥哥和朋友们预料保皇会分子会进行捣乱，劝他自称是在夏威夷出生的，这样他就有权取得美国公民的资格。一个像孙中山那样死硬的谋反者，为了通过美国移民当局这道关而撒谎，会因此感到内疚，这是难以置信的。一八九五年他在横滨已经搞过这种欺骗。最初必须使他确信“古人成大事者多能通权达变”，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高尚的。于是在一九○四年三月九日，他向茂宜的美国官员呈送一份证件，说明他于一八七○年出生于奥阿胡岛，他的哥哥则找来几个年老的同胞充当证人。孙眉还有一件事要做。尽管他没有余钱，他不能不给孙中山一点东西就让他远涉重洋，他给了他一些珍贵的龙涎香，这东西他弟弟在困难的时候可以变卖。孙中山是否立即利用了这些龙涎香，是否从出卖公债券上已经得到足够的收入，我们不得而知。反正他三月三十一日乘高丽号轮船启程的，据说坐的还是“头等舱”。
当一九○四年四月六日孙中山所乘的船抵达旧金山时，敌对的保皇会凭借他们在檀香山的情报机构，作了比三合会王新同志给孙中山更好的迎接准备。海关译员大都是康有为的支持者，据革命党人的记载，康有为的支持者向移民当局报告，说孙中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乱党，甚至想谋求中国领事的帮助，把孙中山驱逐出境。该领事根据这些保皇会忠臣提供的证据，向美国人报告说孙中山的出生地是在香山，而且他的证件是假的。一旦产生了怀疑，移民当局（他们已习惯于野蛮地对待华人而无视他们提出的公民权要求）便不准孙中山上岸，让他在高丽号船上过了一夜。许多海员原是惠州三合会的成员，他们尊敬孙中山，待他如上宾。可是，第二天，在他被转到港内一个单独禁闭的拘留地后，他开始发愁了。在那里他遭到移民官员的盘问，几天后他们宣布，待高丽号返航，便把他驱逐到夏威夷去。
孙中山偶然间看见一个同他一起被拘留的人在看《中西日报》，看见这个发行人的名字—伍盘照，这个名字使他想起他行囊中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他从一八九五年起，当他从广州第一次出逃时就带在身边的。那时，他的同谋者——长老会教徒左斗山和另一个广东基督教徒曾给他一封介绍信，这封信是写给旧金山华侨基督教团体的两位领袖的。一位是司徒南达牧师，另一位就是伍盘照。伍精通英文，是旅美华人新闻事业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