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谴责君主立宪的拥护者：
痛骂汉人之无资格，不当享有民权。夫满洲以东北一游牧之野番贱种，亦可享有皇帝之权，吾汉人以四千年文明之种族，则民权尚不能享，此又何说？……可见彼辈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已彰明较著矣。由此观之，革命保皇二字，决分两途，……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
由于君主立宪的鼓吹者拥戴的是一个满族的君主而不是一个汉族的君主，我们可以看到孙中山怎样像东京的学生那样，把共和制同种族问题联系起来。若汉人没有资格成为共和国的公民，那么满人又为什么有资格当皇帝？这是于次年开始的同康、梁势力进行了三四年论战的主要问题之一。
然而，就在孙中山揭露他们的时候，梁启超自己已解决了他的对手所抓住的矛盾。两年前梁启超曾宣布，假设他今天的想法否定了昨天的想法，那么，这就是知识分子有所进步的标志。当他在美国时，他开始后悔在《新民丛报》上的文章鼓吹暴力和煽动反满主义。在分析像梁启超这样复杂的人物时，政治态度的变化不能归因于任何一个单一的因素。当然，他同康有为的师生关系必须和他的厌恶暴力同样加以考虑。然而，他之厌恶提倡革命行动并不妨碍他在报刊上鼓吹革命。但是，到一九○三年当他在美国旅行的时候，却认识到他在报纸上播下的种子如何在东京、上海的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开出了崇拜暴力之花。或者在这些范围内占统治地位的反满革命热情，或者成为一九○三年春夏所发生的与当局的冲突事件的特征，梁启超感到不寒而栗。他在八月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惊呼，“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
这是因为他认识到新党不可避免地要依靠孙中山吗？他认为这个人当领导人是不够格的。他对孙中山的不信任，无疑推动他回到康有为的渐进主义的立场，但他的这种变化还有其他因素。梁启超如果不比他那一代的中国人更害怕帝国主义，那么也是与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同样的害怕。在梁启超看来，同公认当局的暴力冲突，不论它是叫做革命还是变革，都可能招致外国的进一步干涉。
同样，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虽然梁启超从他先前的主张使用暴力后退了，但他并没有接受经康有为翻新了的儒家学说或他的“保教”口号。梁启超仍然是一个宇宙神教的信徒，由于他的世界史知识，他不能理解中国的国情，而这是共和主义要求理解的。他敏锐地看到西方在成为民权国家之前在社会、历史和制度上所经历的路程，从而认为共和主义是逐步进化的顶点，而不是突变的结果。孙中山则从中国遥远的过去寻找共和政体的先例，在这一点上他比梁启超更加是一个传统主义者，而孙中山的“火车头”比拟，则对梁启超的全部世界史知识表示公然的蔑视。
梁启超的态度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孙中山的政治命运。而孙中山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正在攻占一个梁启超已经放弃了的位置。事实上，是梁启超自愿让位，并不是孙中山的进攻扫清了道路，才使他上升为革命代言人的。
孙中山对康、梁之间不协调的揭露，使他在报纸论战艺术上取得了极为重要的经验。虽然他还没有彻底消除他的对手对夏威夷的侵害，但他确实恢复了他的一些老同志的信仰，并把少数新同志带到革命的旗帜下来。保皇会历时三年之久的垄断终于被打破了。孙中山也由于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演说家的气魄，从而为他本人和革命运动赢得很高尊敬。如果他还没有压倒保皇会的话，他至少是报了仇。
此外，孙中山并非简单地着手恢复兴中会的。他在檀香山时，组织了一个新的团体，叫“中华革命军”，用的是他在东京试用过的四个政纲条目的新誓词。
孙中山回到这个群岛也使他能见到阔别七年的家属，他的母亲、妻子和三个孩子仍在茂宜由孙眉照料着。由于梁启超而造成的误会显然已经消除，但他大哥的财产却由于美国新的土地条例而受到损失，孙眉不再是富有的“茂宜王”，不能再作为革命运动的财政捐助人了。不过，孙中山还能以出售爱国公债得到一些钱，这种票额为十元的公债券在革命胜利后可兑换一百元。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还可以通过行医挣到更多的钱。岛上的居民仍记得他是个医生，有几个患了疑难重症的人来求他。他替患者治好了病，却不受谢金。他在医术上的本领，提高了他在华侨中的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