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仪侃竭力强调渐进主义的必要，说“立宪者过渡之时代也，共和者最后之结果也”。孙中山在批驳中，说明“宪法”和“过渡”这些英文语词的含义，给华侨上了一堂西方语词课，然后对渐进主义这个概念进行了抨击：
试观中国向未有火车，近日始兴建，皆取最新之式者，若照彼（陈仪侃〕之意，则中国今日为火车萌芽之时代，当用英美数十年前之旧物，然后渐渐更换新物，至最终之结果。乃可用今日之新式火车，方合进化之次序也。世上有如是之理乎？人间有如是之愚乎？今彼以君主立宪的过渡之时代，以民主立宪为最终之结果，是要行二次之破坏，而始得至于民主之域也，以其行二次，何如行一次之为便耶？……既有力以破坏〔君主专制〕之，则君主民主随我所择。
孙中山得出结论说，选择君主立宪，就好像渡河滞于中流一样。
当孙中山十年前为使李鸿章对他在西学方面的专长有深刻印象起见，曾不得不为自己不会做“八股”文和未能取得功名辩解。但是，当解释和介绍西方的理论及经验成为中心问题的时候。他却夸耀其非文士的身份，骄傲地宣称他向绅士学者挑战是正确的：“仆非文士，本不欲与八股书生争一日之长，与笔墨之战。但彼以无根之学，以讹传讹，……故不得已而驳斥之。”
这篇文章的主要作用，在于孙中山阐明了他与改良派之间在价值观念上的主要差别。这个差别已由刚才援引的论据再好不过地表达出来了，这是孙中山至死都一再重申的；也就是说，如果西方最新的模式是可以利用的，那么中国为什么就该自甘于差一点的？这种把技术产品和政治与社会结构敏捷地加以等量齐观的方法，植根于孙中山的政治哲学。联想到法国启蒙运动对理性主义的信仰，孙中山认为知识本身就是进步的钥匙，使他能够投合民族主义者对于速度的重视，并为此作出一个超过西方的速成计划。他想要中国人民相信，一个有先见之明的杰出人物，能使中国参照欧洲的经验走一条捷径的道路，避免他们所犯的错误，从而达到文明的新高度。这种信念，当他在一九○四年猛烈抨击渐进主义、阐明三民主义时就表现出来了。
虽然三民主义的基调已经确定，但正式公布它的时刻还未到来。孙中山显然感到他只要做到这一点就够了：让华侨相信只有他一个人在坚持反满主义和共和主义，而梁启超，虽然声调很高，却仍旧是康有为的君主专制主义的忠诚的俘虏。孙中山把赌注押在反君主专制主义上。一九○○年汉口起义的失败，此后又没有任何勤王的起义，这些都削弱了华侨对梁启超的信任。更为激进的分子宁愿把钱花在炸弹和枪炮上，也不愿用它去出版学术渊博的论著。孙中山轰动一时的惠州起义的尝试和史坚如的奇袭广州衙门，提供了革命意向的真凭实据。汉口的起义尝试对于主要是粤籍的华侨来说，远不如发生在他们家乡的事件那么有意义。衡量这时华侨的态度还必须考虑其他一些因素，即义和团事件的解决对中国的影响，美国共和政体在夏威夷影响的扩大。
此外，康、梁之间的矛盾为孙中山的宣传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其中一个要进行革命的威胁被另一个要忠于皇上的声明所抵消。孙中山利用这种情况在《隆记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之后，接着写了《敬告同乡书》，告诫他的同乡要“区分‘保皇’与‘革命’”。
他写道，“谓‘保皇’者不过借名以行革命，此实大误也。天下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况以康梁之智，……岂有故为名实不符？”孙中山接着评论了康、梁同光绪帝的关系，将它比拟为古代君臣关系。百日维新失败后，他们逃到国外创立保皇会，根据孙中山的看法，这是康、梁对皇帝的仁慈和信任表示报答的方式。但是，若他们真是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即名为“保皇”，实为革命，那么，康、梁“尚得处于人类乎？”人们只要读康有为的近著就可以发现，他确实没有辜负皇帝的信任，而且鼓吹在君主立宪下维护满人的统治。
梁启超何许人也？孙中山说：“梁为保皇会中之运动领袖，阅历颇深，世情浸熟”，他现在发现梁启超“不觉为革命之气所动荡”，其种种努力皆不合乎常人之情。因此，梁启超忽然“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丛报》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坏，忽言爱同种之过于其恩光绪，忽言爱真理之过于其师康有为者”。孙中山把梁启超这种变化无常说成“犹乎病人之偶发吃语耳，非真反清归汉”。“何以知其然哉？”孙中山反问道。“康既刻心写服，以表白其保皇之非伪，而梁未与之决绝，未与之分离，则所言革命，焉得有真乎？……今梁以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而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