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香山是华侨团体的主要活动中心，也是保皇会的主要堡垒，因此除了少数像何宽这些忠实于革命党的人外，最初的反应是令人失望的。因此，孙中山便去该岛第二大城市希炉开展活动。在那里，道路已为数月前从广州来的毛文明所扫清。毛文明是长老会牧师，一九○○年加入兴中会，曾与史坚如密切共事，现在正把牧师的职能和革命的鼓动结合起来。孙中山在他邀请下在一家日本戏院里向一千多名华侨发表演讲。这是他就民族主义问题头一次向华侨听众公开演讲，虽说不上轰动全场，也是令人鼓舞的。孙中山在希炉停留了两个月，在毛文明的帮助下吸收了十名新会员——农民、劳工和商人，全都是香山人。他又有了信心，便于十二月返回檀香山，准备向其政敌的主要堡垒开火。
又是一位中国基督教牧师出来帮助了孙中山，这一次是黄旭升，檀香山教会的牧师，他同几个老同志一起租了荷梯厘街戏院，供孙中山为期满三天的演讲之用。数千名华侨头在这里一次发现了孙中山的演讲才能。孙中山引起了西方记者的注意，他们对孙第一次演讲的报道在第二天、即十二月十四日就登出来了。夏曼描写了当时的情景：“英文报纸的记者被那位穿着一身亚麻布衣服、剪短了头发的演讲者的洋化了的外貌吸引住了；他的听众都穿着中式服装，留着长辫。在这些新闻记者看来，孙中山不是个狂热者，而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演说家，他用有力的手势来强调他说的话”。夏曼把孙中山描绘成一个“天生领袖”，当他谴责清政府、说到要竭力效法美国的共和制和选举总统时，听众都为之欣喜若狂。
保皇会的人回答了这个挑战。康有为的《知新报》前撰稿人陈仪侃对“革命党”及其领导人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虽然孙中山的朋友们受到了侮辱，但他们没有机会开展一场报纸上的论战。孙中山建议把一家老式的中文报纸《隆记报》改变成革命的喉舌，并要在香港《中国日报》工作的冯自由和陈少白派一个人来主持笔政。在革命斗争的这个方面，“雇笔”比“雇枪”更为重要。但是孙中山的代理人得不到美国驻香港领事的签证；他的夏威夷的朋友不设法从外面请进一位编辑，只好依靠当地华侨学校的教师。后来当孙中山在美国时，曾要求陈少白和冯自由为该报供稿。在此期间，由于没有人做这项工作，孙中山便写了《驳保皇报》一文，于一九○四年登载在《隆记报》上，这是对陈仪侃十二月二十九日攻击的正面回答。
孙中山的反驳针对的是他所说的对方滥用西方的概念。他写道，他起初不想去推求这些论据，但是由于其“似是而非之理”和牵强附会，他必须逐条驳斥，“以塞毒焰，而辟谬论”。他写道，他的批评家不懂伦理学，在运用政治学时“懵然罔觉”。
孙中山抨击陈仪侃使用“爱国”这个词语。他问道，“其所爱之国，为大清国乎？抑中华国乎？若所爱之国为大清国，则不当有‘今则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之一语，自其口出。若彼所爱之国为中华国，则不当以‘保皇’为爱国之政策。”
孙中山接着利用曾被东京的许多小册子作者援引过的论据：
彼（陈仪侃〕又曰，中国之瓜分在于旦夕，外人窥伺，乘间即发。各国指认之地，照会政府不得让与别人，云云。然彼（保皇会〕亦知“瓜分”之原因乎？人民不奋发也。……盖今日国际惟有势力强权，不讲道德仁义也。……若人心日醒，……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则列国将钦我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
孙中山引用管子的话证明中国人固有的军事才能，认为现时国家的衰弱是清政府的过错。他指责清政府招来外国的侵犯：“彼满清政府不特签约款以割我卖我也，且为外人平靖地方，然后送之，广东之新安县广州湾，已然之事也。”他警告，懦弱和谄媚只能招致对中国主权更为严重的侵略。他要陈仪侃天天向外人叩头，试能止外人之不照会清廷以索地否？
孙中山抓住保皇会承认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能避免革命这一点，把改朝换代看成是革命，并将它作为中国人民在政治上成熟的证据，而这是梁启超的支持者曾经否认的。当保皇会争辩自治能力的缺乏使得君主立宪比共和制更为适用时，孙中山就拿出七年前论证乡族自治时用过的论据加以反驳。他认为，乡族自治“虽不及西政之美”，然可证中国人“禀有民权之性质也”。对方辩论道，乡族自治只不过表现为中央权力不进行干涉，那是一种“野蛮之自由”，孙中山回答说，正是这种“野蛮之自由”才使中国将来容易变它为“文明之自由”。他解释说，“必其具有玉质，乃能琢之成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