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解释说，从秦朝因袭下来的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外来的满族统治，这就是“国势”的特点。他断言，专制主义加上异族的统治，加深了人民群众的苦难，使中国人民的爱国之心备受摧残。那些为清廷服务的汉族人都是“汉奸”，像刘坤一和李鸿章这些封疆大吏都握有很大权力。前者治内有五千五百万人口，后者治内有六千五百万人口。其中任何一个的潜力都超过了东亚的头号强国日本。孙中山以为，无论是刘坤一还是李鸿章，如果他们遵从人民的意志，便能独自把列强驱逐出去，但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可见“汉奸”是不能保全中国的。至于抵抗外国侵略者，孙中山宣称，满人更无希望。接着他重复了梁启超和其他人的指责：“满人曰……‘宁赠之强邻，不愿失之家贼’。是犹曰，支那土地宁奉之他人，不甘返于汉族也。”因此孙中山嘲笑了清廷的变法维新方案。他指责道，派遣一些学生出国留学和“聘十余武员以为教习”只不过是治标的办法，它治不了中国的根本弊病。孙中山总结道，这个分析证明，依靠目前的统治者来保全中国的领土完整是根本不可能的。
孙中山的第二方面的考虑，是就“民情”而论，中国断无可分割之理。他认为，外国人之所以觉得中国人民温驯涣散，完全是由于后者受“虏朝”的压迫所致。太平天国革命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勇气，人们记忆犹新。如果不是英人助满，肯定洪秀全会取得最后胜利。当文明世界的各国人民都在提倡自由和民权之时，怎么可以说唯独中国人民无奋发图独立的要求呢？他否认中国民族被分割的说法，宣称：那种由于外国侵略造成的畛域之见，已为民族统一的思想情绪所代替，从而使分割难以实现。他警告外国人，在中国人民推翻君主专制政权的时候，不要横加干涉，
支那人虽柔弱不武，亦必以死抗之矣。……支那人民，为虏朝用命，虽亦有之，然自卫其乡族，……观于义和团民，以惑于莫须有之分割，致激成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然彼等特愚蒙之质，不知铳炮之利用，而只持白刃以交锋。设使肯弃粗呆之器械，而易以精锐之快枪，则联军之功，恐未能就效如是之速也。然义和团，尚仅直隶一隅之民也；若其举国一心，则又岂义和团之可比哉！
孙中山劝告那些分割者，应当注意南非和菲律宾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应当记住，中国的四亿人民绝非德兰斯瓦的二十万人所能相比。孙中山像后来的毛泽东那样，在其国家众多的人民中找到了力量：“分割之日，非将支那人屠戮过半，则恐列强无安枕之时矣”。
孙中山在指出保全与分割都行不通之后断言，欲筹东亚治安之策，“惟有听之支那国民”。至于再造一个新中国的政策如何？他写道，“姑且秘之，吾党不尚空谈，以俟异时之见诸实事。”孙中山想要创建一个新党，这个党的政纲还没有宣布过。
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孙中山已对兴中会不抱希望，而他的军校试验也令人沮丧。该校创办四个月后，内部的纷争导致了学生的解散，其中仅仅四、五个学员对以后的革命运动可能有所帮助。更重要的是，孙中山没有观察这种努力所取得的结果。一九○三年九月底，也就是在军校开学仅一个月之后，他离开日本，作第二次的环球旅行。当他的文章在《江苏》杂志上发表时，他已经到夏威夷了。
孙中山找不到一条直截了当的通往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道路这个事实，现在又在他面前出现了。他的政治资本肯定在增加，但至此为止，还没有成功地取得领导权的希望。孙中山也一定感到，除非他把那个支离破碎的海外之网重新编结起来，否则他既不能使学生对他的组织才能产生深刻的印象，也无法找到必要的资金来把革命理论转变为行动。他还有一笔账要和梁启超算。在孙中山看来，梁启超不仅夺去了夏威夷的援助，而且也混淆了改良与革命之间的区别，还篡夺了他作为反满战斗的精神象征。
现在金钱是他的主要目标，而日本的来源已经枯竭。这一次是他的新朋友黄宗仰借给他二百元作路费，九月二十六日他离开横滨前往檀香山。
自从孙中山在夏威夷成立兴中会以来，将近十年过去了，他没有发现可值得庆祝的东西。他上次在夏威夷是在一八九六年，自从梁启超在此间访问以来，兴中会的成员已减到十人左右。现在，一个和以前不同的孙中山，决定再征服这个群岛。他决定向梁启超的宣传才能以及他作为西方政治理论独一无二的解释者的身份挑战。孙中山在檀香山逗留期间，在群众大会上向成千华侨发表演讲，阐明他的革命和共和的目标。此外，他还生平第一次利用报纸攻击他的政敌，解释自己的政纲要点。除少数受西方教育的牧师和教士外，这些华侨听众没有东京学生的知识分子器量，但这种活动是很好的实习，它还给孙中山提供了打破康、梁对海外基金控制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