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动向对孙中山是有利的，但这时进这所军校的仅有十四五个学生，除了两个福建人外，其余全是广东人。不管怎样，孙中山正在试图用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来争取学生的支持。每个学生都要宣誓效忠，其誓词的内容可以看出孙中山对政治和思想意识有着更大的兴趣。
对兴中会旧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孙中山补充了第四点“平均地权”。对这个新口号的明确含义此后几年一直不大清楚。但是，可以看出土地所有制问题一度引起他的兴趣。孙中山在伦敦首先受到乔治的影响，这个影响大概得到宫崎寅藏的哥哥宫崎民藏的加强，而后者这时是乔治在日本人中的主要信徒。一八九九年，孙中山在同梁启超讨论时，曾探究过用中国的传统办法抑制土地不均的问题。孙中山在一八九九年前后同章炳麟的谈话也同样反映出他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当孙中山解释什么是“平均地权”时，从他主张由政府征收这些土地的“自然增价”可以看出他是受乔治特别是受穆勒的影响。
梁启超曾预言，西方将面临社会革命。到一九○二年，有许多学生阅读社会主义书籍的。同一年，在上海的从前南洋公学的学生讨论了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组织的想法。只在学生界，通常首先考虑的是民族主义的和立宪的目标。但是，孙中山给予社会正义以同等的重视，这也许是由于他的出身低微和幼时的贫寒，以及他想在思想上出人头地。因此，到一九○三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已粗具梗概，正如他在一九○五年和一九○六年所阐述的那样，这种“三民主义”已把民族主义、共和政体和社会革命的目标糅合在一起了。
一九○三年十一月，孙中山在《江苏》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是他使自己适应知识分子环境并取得进展的又一个标志。他对自己同学生政治评论者进行竞争的能力有了更大的信心，而学生方面也对他的见解更加尊重。在这篇讨论“支那保全还是分割”的短文中，孙中山开始使用梁启超以及东京和上海的爱国青年广泛使用的民族主义语言和比喻。他的语调令人想起一八九七年给宫崎印象很深的第一次会谈时的孙中山，但他以前还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战斗精神公开表露过。这篇文章谈到欧洲和日本对华政策中的帝国主义成分，也为义和团说了几句好话。孙中山在文章中谴责了新近去世的李鸿章。事实上，孙中山对李鸿章的态度的改变，反映了他对李鸿章在中国政治中所起作用的看法的改变。一八九四年，他想成为李鸿章的门徒；一九○○年，他要李鸿章充当合伙者；而在一九○三年，他则和学生中的民族主义者一起悲叹这位已故总督未把欧洲侵略者驱逐出去。
孙中山主要目的在于证实他在外事方面的专长。他想表明他了解外国，特别是日本对中国的想法。此外，他想证明在外国人的意见中有一部分是友好的，如果处理得当，革命起来之后外国人不一定会进行干涉。西方那些主张分割中国的人是由于恐惧所致。他们意识到中国的潜在力量—她广大的幅员和众多的人口，以及人民在商业上的技能——他们害怕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势必至凌白种而臣欧洲”。所以他们宁可趁中国衰弱之时加以分割，而不愿面对“另一个汉拿比的幽灵”。为了“防塞……黄毒之祸”，他们企图“分割支那隶之为列强殖民之地”。
另一方面，孙中山又认为，那些赞成保全中国的西方人，则是因为他们钦佩中国传统的文明和精神力量。他们认为中国人民是“地球上最和平之种族”，即使在最强盛之时，他们对弱邻也总是避免逞武力以服人，而只是文化上的感化。这些喜欢中国文化的人认为中国目前的积弱是“清廷失措有以致之”，他们对于中国人民的“美德”仍深信不疑。为了“世界和平”及“人道”，这些西方朋友想帮助中国变法革新，开拓它的资源。他们期待中国“开门户”，全世界都从中得到利益。
孙中山接着说，那些主张保全中国的日本人，对中国更关注。他们担心，如果中国被分割，日本就要遭殃。它的对华贸易就会受到排挤，它本身也将很快变成欧洲人的殖民地。因此，他们认为“保全支那即自保也”。而且他们还意识到，他们的文化和种族是与中国相同的。
孙中山继而谈到那些主张分割中国的日本人。这个集团既不相信中国政府，也不相信中国人民的能力。他们对中国的革新和保卫自己边界的能力丧失了信心。虽然他们也喜欢一个主权完整的中国，但认为分割之势已成。清廷已经出让领土给俄国人，因为日本人有责任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让俄东并满蒙，西据伊藏。我得北收朝鲜，南领闽浙”。孙中山总结说，这些鼓吹分割中国的日本人，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而那些主张保全中国的人则是诚实的理想主义者。但孙中山认为，这两种主张均“无适可”，其原因在考察中国“国势”和“民情”时便可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