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很可能是相互的。与梁启超打交道受到的创伤，肯定告诫孙中山不要相信知识分子的革命高调，这些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的严酷现实中感到迷惑。事实上，当孙中山已经向朝廷宣战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才只是十几岁的仰慕康、梁的后生小子。
孙中山之所以留在横滨，是因为他觉得生活在那里的华侨中间他更自由些。他在学生中的第一批亲密朋友是像冯自由和王宠惠这样的粤籍华侨青年，过去，他们的父亲曾帮过孙中山，现在，他们则引导孙中山到他们本省的朋友那里去。至于沈翔云、吴禄贞和戢翼这些非广东籍的学生，是到了一八九八年年底才开始注意到孙中山的。孙中山通过沈翔云结识了秦力山。虽说到了一九○○年他和二十个学生有了密切的关系，可是在这些人中间没有一个参加过兴中会或惠州起义。那时，有战斗精神的学生都被吸引到汉口起义中去了；即使在惠州起义取得很大胜利后，倾向孙中山的也不是很多，而是很少。
章炳麟显然是老一代非粤籍流亡者中最早注意孙中山的人之一。在会见孙中山之前，他就大胆地提出他的见解——它表达了知识界对孙中山的评价——“稍通洋务，尚知辨别种族”，亦即反满主义。这便是一八九九年梁启超介绍他们认识后的共同纽带。章炳麟曾和梁启超一起，同孙中山讨论政治问题并使他洞悉中国的历史。一九○二年，章炳麟邀请孙中山参加他的反满示威运动，并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孙中山。这时，宫崎的书的出版，是孙中山的威信上升的另一个因素。然而，正如张继说的，孙中山这时还不愿意把学生和知识分子吸收到兴中会里来。虽然张继的猜测可能是真的，即孙中山这时已经决定利用这些人作为新组织的基石。但孙中山对于自己驾驭学生运动的能力还有所怀疑，因此在冒险进入新的领域之前，他宁愿先恢复和扩大自己在华侨中的阵地。
孙中山在横滨的这段时间里，显然只有维持自己生活的钱，如果谣传属实，那么还有一个妇女经常陪他旅行，为他和他的同志洗衣服。尽管孙中山对学生刊物慷慨捐赠，然而他的资金却不足以应付重大的计划。惠州起义后的两年间，孙中山的活动人们很少知道，除了研究布尔的游击战术外，他曾把资金问题置于最优先考虑的位置。这可能是他神秘地访问香港六天的目的，他是一九○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那里登岸的，正好在两个驱逐令之间。他还努力争取外国的支持。
情况不大清楚，但据孙中山说，法属安南总督韬美托东京法公使邀他参加一九○二年十一月开幕的河内博览会。孙中山的签证是在上海办理的，但最初是怎样进行联系，为了什么目的，都不清楚。孙中山于一九○二年十二月离开日本，第一站停在香港，他向李纪堂借了一千元做盘缠，后者是惠州起义在经济上的主要支持者。但是，当孙中山到达河内时，韬美已回法国去了。他的秘书长被委派接待孙中山，与此同时，孙中山利用这个机会在华侨中进行鼓动。
孙中山在搬进一家三等法国旅馆后，便派人把陈少白找来。开始，他们以假名打听华侨的政治思想情况，孙中山最先吸收的新成员是一个粤籍裁缝黄隆生，他向黄透露了自己的身份。黄领着他们去见其他五个广东人，其中包括一个同法国人有良好关系的富有的米商。另外两个新成员是在海防吸收的，但是很难转变此地华侨那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孙中山在河内的六个月停留，引起他们对国内事务的一些兴趣，但直到一九○五年以后，才从这个地区得到帮助。
当时，尤列首先向马来亚进行渗透活动。他实际上是在横滨的华侨中间开始他的工作的。一八九八年他在这里成立了一个进行社会教育的组织——中和堂并成为领导人，这个组织吸引了小商人和工人阶级分子。尤列和陈少白试图使这个组织具有一个政治方向，并同康有为的影响作斗争。横滨一直是在保皇会的影响之下，但是尤列在马来亚颇获成功，在那里他从下层的华侨中吸收新成员。一九○一年他到了新加坡，开设了一个诊所，成了性病专家。他的职业使他赢得了工人和农民的信任，而这些工人和农民都是称为义兴会的当地三合会的成员。那些在政治上比较活跃的富有华侨，还是支持康有为，但尤列及其在新加坡和吉隆坡下层华侨中的信徒还是能够成立许多中和堂的分会。这些社会性的和文娱性的俱乐部，在组织结构和保守秘密方面同三合会相类似，还保留着对传统战神关羽的崇拜。与此同时，尤列把反满口号和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传了进来。这些俱乐部的新因素是它们的教育作用；它们鼓励那些在国内从不发表意见的中国人读书和讨论政治。尤列得到几个惠州起义的逃亡者的帮助，到一九○三年，他引起了两个富有的华侨商人的注意，这两个富有的华侨商人在令人愤慨的《苏报》事件中曾联名致电驻沪英领事以示抗议。闽籍木材商陈楚楠和粤籍布商张永福这两位革命的支持者，曾出资印了五千册邹容的《革命军》，一九○四年春，他们出钱创办了马来亚第一份革命党的日报《图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