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孙中山的反满主义在一九○○年以后得到学生的支持，但学生对清廷的指责却有不同的理由并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当求助于会党时，孙中山曾想利用他们对异族统治者的传统反感，但当他和他所关切的外国人谈话时，他就责备清统治者阻碍与西方建立友好的关系。而学生则主要是对中国人讲话，他们指责清统治者向西方让步。知识分子的反满主义正像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文献中所反映的那样，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副产品。为什么外国人能够夺取中国的大片领土，侵犯中国的主权？学生民族主义者最普遍的回答是，因为清统治者认为，“与其授家奴，不如赠邻友”。这句话以不同的说法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文章和小册子中，有人认为这是可恨的清廷大吏刚毅或荣禄说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句话出自梁启超，他不但知道得更清楚，而且后来还驳斥了革命党人关于满洲人从文化上说并非中国人的论点。然而，把清统治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仍然是学生的刊物和小册子所表现的普遍态度。杨守仁指责欧洲压迫者把清政府看成他们的“守藏之胥”。陈天华则认为清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征服中国的傀儡。邹容警告说，汉人将被他们目前的监工满洲人移交给外国人当奴隶。他大呼道，孔子的故乡山东这个有如“耶稣之耶路撒冷”一样神圣的地方，已被满人奉送给外国人，他谴责满人把中国的土地给予外人有如“他人之财产”。
还有其他许多对满人的谴责，其中包括谴责满人不相称地占据了政府中的高级职位。《新民丛报》提出，共同的历史在近代民族主义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在汉人和满人之间没有共同的历史纽带，因而阻碍了汉族的爱国主义的发展。该报断言，就是一个统治者拥有拿破仑那样的权力，也不能把具有不同民族传统的人民联合起来。
还有一种反满论点，它的意义深长之处是它对反满革命具有手段的价值而不是终极的价值。杨守仁除了警告在清王朝的统治下，中国人只能举行“原始的起义”来反抗外国侵略者之外，他还发挥了一种论点，与汤因比的“挑战与反应”原理不谋而合。推翻清王朝将激起对欧洲和日本入侵者的有效抵抗。他说清政府永远不能把蒙、藏和其他组成中华帝国的“种族”联在一起，而汉族由于受排满和排外两股刺激力的推动，却能做到这一点，还有一点是意义深远的，杨守仁不是坚持要消灭满人，而是宣告，一旦汉族在他们的民族斗争中“自相吸集”，他们就会帮助满、蒙、藏、回各族完成他们的“自相吸集”，然后“集权于亚洲中央政府以抗御白祸”。杨守仁认为，满族统治汉族，这就是向白人表明汉族的势力“未及成长”，从而怂恿其侵略。
排满主义无论作为维护中国民族气节的一种刺激力或是作为有效地抵抗欧洲侵略者的出发点都是需要的，这个论点也得到林獬的发挥。他指出，如果我们“没有倒满、逐满、排满的能力，别的事也不用办了。……能够杀便能够生。德意志共各州联邦，他没有优胜于各州的力量，安见各州肯共他联合起来？若道现今排斥异族，我汉种没有这种能力，试问既没有排一族的能力，却到有统治各族的威权么？”他进一步论证了中国人民怎样在掠夺性世界影响下，促成了自己的民族觉醒：
如今世界种族竞争剧烈得很，我们汉种要想与世界人种竞争，这种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养成的，……必先在小的地方试一试。若这小小的排除满族之事都不能干，那帝国的政略，统治的威权，却何时可以造成呢？……如今当这种族竞争的世界，我们所应该对付的有两种：一是共同一致对着满洲政府，实行攘夷；一是共同一致对着大陆各国，实行自卫。邹容也宣称：“欲御外侮，先清内患。”
就在此时，章炳麟这位年长的和最有影响的民族主义作家，也断言反满应先于反帝。一九○三年，在著名的《驳康有为书》中，章承认中国还未强大到足以把欧洲侵略者赶出去的地步。但他认为，反满革命将使这个国家具有最终达到反帝目标所需的团结和自信。他还驳斥了康有为论点：内部起义不可避免地会招致外国进一步的侵略。虽然欧洲人喜欢利用这样的机会，但他认为，欧人非常讲究实际，不会去和一个团结的中国较量。如果革命很快完成，又能避免发生排外的事件，外国人就不得不承认它。明治维新对处于困境的中国来说，是个很好的榜样。尽管法国人支持幕府将军的统治，但支持帝国的倒幕势力的示威运动，迫使他们不敢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