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意味着抛弃中国的专制主义和推翻“异族”统治的反满革命，要求有能够使用暴力、煽动群众和“志士”的人来领导。在俄国恐怖主义者的巨大鼓舞下，学生作者们以成百页的篇幅赞颂革命，促进了对暴力的崇拜。
事实上，在民族主义者的著作中，特别是在邹容、陈天华、杨守仁、刘师培和林獬的著作中，对暴力的肯定是如此的极度狂热，以至使人感到有一种革命至上的倾向。革命的反满主义，最初是作为一个过渡目标，或是一种手段提出来的，其目的是对抗外国人，但由于醉心革命，就把它本身看成目的了。以为革命或以革命名义所干的任何暴力行动本身就是成功的标志，是中国人成熟的一种标志，当学生民族主义者试图把他们的理想付诸实践时，这一点就变得十分明显了。
到一九○五年，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开始认识到他们所希望承担的任务十分艰巨。他们怎能完成这么多的任务：推翻清王朝、建立立宪政府、纠正外国人干的不公正的事。他们的良师益友梁启超决定在大喊大叫地反对清王朝之前，致力于改革制度和增强国家抵御列强的能力。尽管学生同样意识到外部的威胁，但还是选择了一个比较容易攻破的目标——摇摇欲坠的清廷。他们以同样的态度回避革命的社会含义和文化含义，这些在他们的辩论中只稍稍触及而已，而梁启超则继续对之阐述，并把反满主义提到最优先的地位。
急于求成的心理养成了他们的潜在的怀疑：中国对多种多样的挑战是否具有迅速反应的能力。他们的怀疑、悲观和急躁，反映在他们热衷于个人暴力行动和英雄主义上，用它来代替一个建立在民众基础上的民族主义的社会运动。林獬甚至告诫，由于民众革命会招致外国借口保护传教士和商业利益而进行干涉，因此刺杀中国政府的重要官员，便可避免这种借口。尽管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常常鼓吹教育和唤起民众，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却选择自我牺牲作为激励群众最迅速的办法。他们已经有了一八九八年谭嗣同选择牺牲所作出的榜样，相同的态度在一九○○年史坚如的英雄行为中也可见到。杨守仁最后也走了这条道路，这对于洞察年轻的民族主义者的心情同样具有启发性。尽管在一九○三年杨守仁曾鼓吹在湖南发动一次民众革命，但在次年他却想炸北京的皇宫，以此一击“震动天下”。最后，在一九一一年春，他因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而自杀了。早在一九○五年，他的湖南同乡陈天华也以同样的原因自杀。这两位最有影响的民族主义小册子作者的共同遭遇，说明了绝望的情绪紧紧地扣住了中国青年的心弦。
这种绝望的情绪给反满主义增加了神圣的光彩，而使民族主义的锋芒偏离它原来所针对的西方。这并不是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忘记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心愿，而是他们对赢得这样一场斗争感到绝望，因此只好在对外关系上采取守势。他们希望一个国内的政治革命会给中国带来国际上的地位和尊重，从而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阴谋之彀。总之，他们感到除了权衡轻重外别无选择，而当他们最后的抉择是反满时，孙中山的主张也就变得比较容易接受了。
此时，孙中山正准备向他们提出一种更为简单明了的革命战略。它的主要内容是：民族主义、民众的主权和英雄领袖们的监护作用。孙中山现在只要向他们作最后的保证，即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出现的外国思想，是可以有效地移植到中国的。孙中山，这个学生民族主义者如此痛恨的帝国主义者的伙伴、传教士和买办的徒弟，最后竟成为他们的领袖，这是中国革命令人惊奇的转折之一。它表明民族主义者迫切要求一种简化了的救国之术。它也说明孙中山有着迅速取得成就的能力。
第11章十孙中山：一个新的转折
当孙中山的年轻的同胞宣称他们发现了卢梭、华盛顿和穆勒的时候，几乎听不到孙中山的声音。搞起义是孙中山很久以来占优先地位的工作。他需要时间来慢慢接近学生知识分子。他不得不转变自己的作风以适应东京和上海日益高昂的反帝情绪。为了反对士绅偏见，他不得不施展雄辩的技巧和更多的政治手段。吴稚晖是一个例子：第一次听人说起孙中山，他只把孙当成一个“江湖大盗”，并且怀疑孙中山不识中国字。惠州起义后，吴稚晖才知道孙中山“不是寻常的强盗”，他和其他知识分子都被祖父是翰林院编修的史坚如的牺牲所感动。然而章炳麟却附和当时流行的看法，认为孙中山是个“不学无术的土匪”。学生们觉得孙中山这个人“很难相处”，所以他们大都回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