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启还大胆地提出了发展中国经济的见解，这种意见代表了新的社会阶层，即欧化的资产阶级的观点。他对举借外债的危险提出警告，建议仿效大多数国家实行的举借内债的办法，他提出如果政府更有信用，那么这种办法是可行的。他还认为，只要政府给以鼓励，私人企业就会为工业的发展提供最好的手段。
何启作为香港的“华人领袖”，即使他反满，也不会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这样的辩论。然而他对官僚制度的评论，对中国传统制度的强烈谴责，对注重实际的孙中山来说，其吸引力肯定要比会党关于复明的空谈更大。最为重要的，像何启和孙中山这样的人，是否有机会来帮助自己的国家现代化。
一八八九年，当清王朝最有权威的官吏直隶总督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一）成为医校赞助者的时候，孙中山获得这种机会的希望增加了。李鸿章在一封宣布支持医校的公开信中，说他很羡慕英国的科学，尤其对英国人注重实际的作风表示钦佩，说他们不同于那些“仅纯满足于理论上者”。自从英国教会医生治好他的妻子后，李鸿章就认为西医高明，他甚至帮助其中一位医生麦肯齐博士在天津创办了一所被称为“总督的医院”的新式医院。一八八一年，这所医院开始讲授医学，并成为这个国家少数几所新式医科学校之一。而且，由于李鸿章赞助新式技术和领导洋务派，显然他成为那个极为保守的阶级中最进步的代表之一。
香港报界的先驱者王韬，也通过他的《循环日报》把改良主义的思想灌进孙中山的脑子。王韬也是一个制度改革的鼓吹者，这种主张比“自强”派所宣传的纯军事技术方案更切合中国的实际。
随着对改良主义的情况有了新的了解，孙中山逐渐显示出他能够立即熟练地抓住各种相互冲突的才能，以及策略上的灵活性，这成为他一生经历的特点。虽然他私下培育着反满的情绪，但他热烈地盼望由权贵倡导的温和的改良，这种改良既带有权贵的威望，又有着合法的标记。在一八九○至一八九二年间，孙中山向两个进步的官吏提出了改良的建议。
其中一个是郑藻如，一位杰出的学者和官吏，是前驻日本和美国的公使，一八八○年在天津任海关道时是李鸿章的下属。他和孙中山的确切关系不得而知，但他们在香山县的共同祖先可能提供了一种联系。孙中山声称他“翘首以期用世”，建议效法西方，成立进步的学会，以促进农业和蚕丝业的发展，同吸鸦片烟的恶习斗争。他强调一些人所熟知的改良主义的主题，诸如普及教育，挽救民生危机，以及开办造就“人才”的学校等等。教育，被看成最重要的事情。甚至妇女和儿童也必须识字。孙中山说，如果这样，“则人才安得不盛，风俗安得不良，国家安得而不强哉！”
孙中山接近的第二个著名人物，是有影响的买办、香山人郑观应。孙中山在学医期间，曾经郑观应送去两篇文章，后来收在有名的改良主义小册子《盛世危言》中。其中一篇被认为就是《盛世危言》中题为《农功》的一章，这篇文章再次呼吁改进农业，特别是蚕丝业。不论孙中山是否是原作者，正文中曾提到一个“同乡，孙翠溪”的，对植物学很感兴趣，希望研究欧洲的农业改革，这表明郑观应或多或少是认识孙中山的。
孙中山的这些活动以及想得到人们承认的其他尝试，可以说都没有得到什么效果，他仍然只是一个地位低微的医科学生。然而，他已经觉醒了的对革新中国的兴趣并没有因此而消减。重要的是，在香港的五年生活使他相信，中国只有变革才有出路。据他后来回忆说，直辖殖民地较为诚实而有效的行政管理，把他家乡的腐败和落后更加明显地衬托出来了，他是每逢假期必定回家去的。
孙中山在学医期间表现出旺盛的求知欲望和多方面的兴趣。他把私人教师陈仲尧从广州带来帮他补习中文，还跟康德黎学打板球。凡是以后能帮他实现中国现代化作出贡献的学科——达尔文主义、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国地理和农学，他都认真钻研。但是，孙中山对医学的兴趣还是主要的，虽然说他不是一个出众的医科学生，但也是个具有献身精神的医科学生。在香港，不论是同其他三大“寇”的聚会，还是对改良主义的兴趣，没有一个政治活动分散过他的精力。
孙中山是康德黎的得意门生，这位医生在访问中国的麻风病村庄时，曾带孙中山随行当翻译。康德黎的这项研究后来得奖。事实上，孙中山干得很出色，他得到一笔奖学金用于支付自己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