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暗示，对西方的知识有专门知识这本身就是一种造诣。鉴于其他改良派曾希望把新的知识和技术灌输进传统的知识界的小圈子里，孙中山建议把这个圈子扩大，把那些只掌握了新知识的人也包括进去。这一点在请愿书的最后一段是很明显的，他表示希望得到李鸿章的提携，恭顺地请求这位中堂支持他去法国考察研究蚕桑新法，以便将来能帮助这个帝国贫瘠地区的发展。
孙中山是怀着他先前接近改良派的同样心情向李鸿章上书，一八九四年年初，孙中山由他的老朋友陆皓东陪同前往上海，请求郑观应帮忙，这个人他以前有过接触。郑对孙表示同情，把他介绍给王韬。由于一八六一年王韬上书太平军，在官场中他是不受欢迎的人，但他有许多官方关系。在看过请愿书的底稿并作了修改之后，王韬把孙中山介绍给他的朋友罗丰禄，王韬希望通过罗的关系，使孙中山有可能受中堂的接见。
于是，孙中山展望前程，高高兴兴地向天津进发。王韬的朋友也深受鼓舞。但正在此时，中日关系恶化了。战争即将爆发，李鸿章是否有时间看孙中山的请愿书是值得怀疑的。孙中山焦急地期待着李鸿章的接见，但没有得到同意，这使他大失所望。虽然郑观应赞助教会主办的改良主义月刊《万国公报》在十一、十二月合刊上发表了这份请愿书，但这对孙中山来说是不够的。放弃行医后，他对天津之行曾寄予极大的希望。然而，此行的失败，终于使他不再犹豫。改良主义的可能性已被消除。从此以后，他唯一的目标就是推翻清朝的统治，而历史学家有理由假设：“如果李鸿章让他担任了秘书或是别的什么职务，他很可能变成另一个人，有另一番经历了。”
孙中山在天津时，曾从李鸿章的衙门获准组织一个改进农业的学会。因此，他心里可能早已有了把未来的地下组织伪装起来的计划。在游历了北京和长江流域以后，他回到上海，拜访了郑观应，在这年的下半年就去夏威夷了。
孙中山赴天津使命的失败，使一位正在成长中的中国政治人物的第一阶段结束了。孙中山的故乡的地理位置，特别是十三年外国的正规学校教育和专业训练，把他推向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一批欧化了的思想激烈的人们一边。在当时也许还有别的中国人比他更熟悉西方的思想、语言和制度。然而，以孙中山来说，他是只靠西方的学识取得知识分子的地位的。至于孙中山，诚如我们看到的，在他身上这个程序是相反的。就在他开始考虑政治的时候，他必定已经看到了这种颠倒及其含义。他可能试图在学习生理学和化学之余努力钻研各个朝代的历史，但他永远不会装出绅士学者的样子，或是被中国权贵们承认为绅士学者。他毕竟只是一个农民出身的持有外国学校毕业文凭的人。
如果孙中山不是如此专注于政治，他本可以像医校的其他一些早期毕业生那样，在一个通商口岸，或在东南亚的一个英国殖民地里出人头地。如果行医不顺利，他也可能转向商业。以他所受的教育，同教会的关系，以及孙眉的赞助，这是完全做得到的。到那时，他就可以满足于向当地的英文报纸写写信，或者开展禁烟和反对缠足的运动，与祖国的“维新”运动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但是，孙中山生来不是做买办或“英王的中国臣民”的料子。他有创造一个强大的现代中国的梦想，他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没有绅士的地位，他就从外围对改良主义运动的营垒进行探测，首先是利用同乡关系，像对郑观应和郑藻如那样，同时获得被遗弃了的学者王韬的同情，然后直接向官方的改良倡导者提出自己的建议。他的推理看来合乎逻辑：既然进步的官吏都自称“洋务”派，那么他们的代言人李鸿章就应该欢迎真正的外国货。但是，接受改良主义和被改良派所接受，并不是一回事。一张西方医校的毕业文凭，仍然赶不上一篇精心制作的八股文章。孙中山抱这种希望，是在他一生的经历中第一次表现出来的天真，而将来他还会由于天真的政治倾向而跌倒。
孙中山在中国社会的最上层遭到拒绝后，便转向下层，转向华侨和会党，他和这些人有着相同的社会地位。率领这几种力量，他能够运用突击战术，而不用写文章和祈求。毫不奇怪，当孙中山决定采取断然行动建立一个革命组织时，他首先转向夏威夷的华侨——从这里他能够取得最好的支持。在这里，他可以依靠他的哥哥的影响和财富；在这里，他会找到一个广东人的——更具体地说，香山人的社会，对他来说，这个社会是不需要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