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多方面来看孙中山的行为却并不表明他是坚持不懈和一心一意地献身于革命目标的。从他的学生时代起，医学和政治的冲突就开始了，当医学对他已经证明没有多大吸引力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很快最后选定搞政治。有迹象进一步表明，在下决心从事革命活动之前，孙中山对于同改良主义的权贵结盟一事，曾作了最后的一次尝试。
陈少白在这个时期比任何人都靠近孙中山，他说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孙中山的药房的一封告急信，说店主不知哪里去了，现金即将告罄。于是陈少白去广州帮他照管店务。几天以后，孙中山带着歉意拿着很大的一卷文稿出现了。原来他最近几个星期在家里写了一篇极长的《上李鸿章书》。陈少白看了底稿，作了一些修改。他写道，从此以后，孙中山对医务工作就不再感兴趣了。当孙中山准备到天津求见李鸿章上书时，陈少白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关闭药房。
从陈少白的记载可以看出，当他知道孙中山的计划时是感到非常突然的。没有人提到过在这之前孙中山曾经和他的朋友们讨论过这个计划。据另一位革命运动编年史作者冯自由说，这的确是孙中山的一个突然决定，当他看到药房的收入日益减少，不能支付他所计划的革命活动的经费时，就作出这个决定。另外一些传记作者也企图给孙中山的北方之行添上革命的动机。有的说，孙中山此行是想试探清廷的虚实。其他人则断言，孙中山根本没有同清政府合作的任何想法，只不过有关李鸿章的进步的记载给了他勇气，使他想看看能不能利用李鸿章来支持革命事业。
但实际上孙中山真诚地希望投身于权贵们的改良派中去。李鸿章对新医学的热情，及其对香港医校的赞助，可能早就使孙中山产生了这种计划。当孙中山毕业的时候，康德黎博士曾设法要李鸿章接见孙中山和其他领取开业证书的人，可是这次会见没能安排。虽然如此，这是想同李鸿章建立私人联系的先声。最后，还有万言书本身作为证据，它表明孙中山不仅真正赞同改良，而且熟悉改良主义的文献。
孙中山送呈李鸿章的这份文件，与他早期的文章风格是相同的，其论点的精神和内容同进步学者相类似。它也包含了类似郑观应和孙中山的老师何启博士所述的观点。孙中山最重要的论点，是认为西方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四件事，是西方成功的奠基石，是当世生存所必需。如果他的国家能照此奋筹富强之术，那么她定能“乎将与欧洲并驾矣”。但是中国必须寻求西方力量的本源，而不应满足于获得枪炮和船舰。孙中山主要关心的是教育——吸收和鼓励人才——以及基础工艺和科学革新，特别是在农业方面。这个问题也是他从前在写给郑藻如的信中谈到过的。
在孙中山谈的四件事情中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鲜或特别革命之处。早在三十年前，冯桂芬在列举汉人与“夷人”的主要区别时就曾写道，夷人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不忽视人的才能和不浪费地利。我们再看郑观应的文章，也会发现不仅主题，而且文体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的绪言中，自称精通西方的思想，熟悉外国的制度。跟孙中山一样，他那时就指出，外国“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虽然郑观应还列举了其他几点，但包括了孙中山所谈四件事中的三件，我们再一次发现在表达方式上非常相似：“使人尽其才；使地尽其用；使物畅其流。”
因此，孙中山的请愿书很难说有独到的见解。非同一般的倒是他用它来向全权大臣接近这个事实。他实际上，是在寻求一个晋身之阶，以进入中国权贵者的行列。但是，他没有资格？孙中山承认自己不会写“八股文”，没有功名，但有的是不同的造诣。他认为自己“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舆地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
当孙中山赞扬李鸿章是善于选贤任能的人时，他可能是考虑到许多在李鸿章手下任职的归国留学生。但这些学生大都不是受外国传教士教育的农民，而是出身于官绅家庭由官方派出国的年轻人。他们是在儒家经典方面受过严格基本训练的“洋务”专家，而并不完全是外国教育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