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杨守仁全面论述了帝国主义图谋的整个计划，并把它归纳在“殖民政略”这个论题之下。这个政略推动了他们的全部计划——租借土地、建筑铁路、采矿、发展工商业、传教等等的政策。开始，它们在这些方面的要求是有节制的，但最后却僭取了中国领土的主权。它们的租界尽管叫做势力范围，实际上都是政治之地。许多省份便整个被用这种方式吞并了，被外国人垄断了交通和矿产。“招牌未改，而数百年之老店已盘顶于他人”。
杨守仁认为，整个西方世界——记者、政客、军人、神学家和工业家——都卷进了这个殖民政略。他把当前的门户开放政策，也看作是帝国主义者狡猾的策略。列强发现可以利用清政府达到它们的目的：“满洲政府为之？，而列国为之罗。”至于他的家乡湖南，杨守仁发出警告说，除非对白人进行抵抗，否则，白人就会把当地的不肖之徒征集起来维持本省的治安，好像英国之利用印度军队，俄国以波兰人攻波兰人一样。当联军进犯北京时，中国的基督教徒在前面带路，死于对国人的战斗之中。英国占据威海卫后训练华兵，而德国据胶州湾亦练华兵。这些军队决不会用于欧洲大陆，也不会用于美洲大陆，“其必用之我中国也，决矣。……湖南之入白人手中也，则亦必练湘勇，以湖南人仇湖南人，以湖南人杀湖南人”。
按照杨守仁的说法，湖南当地的反基督教骚乱与帝国主义的渗透有着肯定的内在联系。湖南的矿工无知，“但隐约闻说膏血为洋人所吸取，权利为洋人所侵夺，不知所以自救之术，以为今日杀一洋人，明日烧一教堂，足以殄绝其野心而杜塞其来路矣”。衡州教案赔款至三十七万镑，辰州教案则至八万镑，如果再出教案一二事，则举全省地皮鬻之而不足偿。但这仅仅是帝国主义图谋的一部分：“因矿山之交涉，而有教案，将复因教案而成矿山之交涉，矿教二事相缘无已。”
传教士公开宣称的目的与他们政府的实践不一样，也受到《大陆》一位作者的攻击。他写道，“夫耶氏之旨，平等而博爱，本与吾古圣人敬天爱人之义无殊”。然而外国人不是改造中国的道德和习俗，而是利用中国的软弱，所以胶州、旅顺、大连和威海卫都成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牺牲品。“联军入京，大肆淫掠，凡文明人所不忍施之禽兽者，彼则毅然施之我。……然则博爱平等之教义，果何在乎！”欧洲人在其本国曾为宗教的目的而进行血腥的战争，杀人如麻，“然未有阳袭公义之名隐图私利之实，如待我中国者”。
此外，这个广泛的反帝主题，导致了义和团名誉的恢复。他们的勇敢和爱国精神受到赞扬，而他们愚昧无知则被引以为憾。联军攻陷北京后，与其说是义和团的暴行，倒不如说是外国人的凶残引起了学生的注意。在评价义和团的功绩方面，又是梁启超的一个刊物首先发出一种肯定的新调子。
保护华侨是反帝主题的另一方面。梁启超、邹容和其他作者都谴责白人对华侨的迫害。一九○二年，梁启超在夏威夷出版的《新中国报》号召对美国的排外政策给予有力的回答，提出了抵制美货的建议，这个建议几年后终于付诸实践。对那些怀疑抵制是否合法的人，作者引用朱熹的名言作为回答，这句名言，人们将在四十六年之后再从毛泽东那里听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另一方面，欧榘甲表现出对那些富有的、被同化了的华侨的蔑视，孙中山的良师益友、英国化了的香港华人何启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欧榘甲悲叹香港富有的华人对布尔战争纪念基金和维多利亚女王万寿基金的捐献比这个殖民地的英国人捐献的数目还多。有成就的华侨把自己的利益和东道国而不是和大陆的颠覆运动结合起来，这种倾向也恰恰证明是孙中山后来在较大的华侨社会中筹款受到限制的原因之一。
像梁启超和年轻的知识分子对外部世界所持的这种好斗态度，除了在兴中会章程序言这个有限的范围外，孙中山从未公开表示过，而且可以肯定，他的代言人何启也没有吐露过。同时，在阐述人权、宪政和共和政体的纲领方面，《新民丛报》和许多小册子的作者，都远远走在孙中山的前面。例如，杨守仁在一九○三年的著作中，把个人权利和民族建国主义看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两大原则，它们是在西方发现而为中国的复兴所不可少的。这里，我们有了孙中山在一九○五年才第一次清楚地阐明了的三民主义中两大主义的样本。在《新民丛报》一篇未署真名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更为近似的论述，这篇文章也写于一九○三年，它认为近世欧人有三大主义：多数人之权利、租税所得之权利和民族之国家。《新民丛报》的这位作者还进一步指出，虽然欧洲人一般地达到了政治上的平等，但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仍以不平等为特征。他是如此说的：“国之土地权财产权，非尽在少数富者之手，而不归多数，且富者益富，贫者益贫，日趋于最少数乎？”这比孙中山的论述还要早，但作者没有详谈，认为“此已侵社会主义之范围”，不是他目前所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