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年夏，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对帝国主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一个作者写道，二十世纪的竞争，不会像上个世纪那样由政治引起，而将由经济引起，并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近代科学的进步使消费赶不上资本的增长，导致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就像一群“饿虎”一样。这并不是因为政治家、军事家有“野心”，而是因为商人和工业家有“野心”。他声称，“吾往日见专制君主之威势之野心为可畏，今日又见资本家之威势之野心其可畏乃更甚也”。过去，一个公司就征服了印度，而今，大英王国、北美合众国、大德联邦、大日本帝国，“皆一公司也”。它们的政府都是为公司服务的。“其君与大臣，公司之事务员也，麦坚尼、张伯伦，其事务员之卓卓也。……今日之膨胀者，岂止英、美；其受膨胀者，岂止杜、非”。
他谴责帝国主义者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或根尼这之极端之个人主义，或凭借达尔文之进化论，……反言之，则强盗主义也”。它与“天职”、“义务”、“文明”、“野蛮”全不相干。欧洲人只因为没有足够的东西来满足他们的贪婪，所以才“羡人之足”。在回顾中西贸易关系的历史时，作者力图解释作为最近欧洲列强政策特点的策略变化。指出外国人在十九世纪从军事上战胜中国之后，预期这个国家将被瓜分，于是开始抢夺势力范围。但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它们突然开始鼓吹保全中国的主权，实行门户开放。“而瓜分云者，势力范围云者，皆政治上之侵略，……保全云者，开放云者，皆经济上之侵略”，显而易见，这种经济侵略，其结果为祸更烈。
作者解释说，列强之所以改变策略，是由于义和团运动之后，他们认识到瓜分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世界贸易的中心已经移到太平洋地区，欧洲人和日本人已集注于中国的市场，控制这个市场，无需承担政治管理的额外负担。由于中国的经济潜力还没有枯竭，还由于外国人的利益仍在增长。
作者断言，只有依靠经济竞争的能力，才能在现代世界上图存；在即将到来的经济竞争中，中国人不可依赖政府的帮助，因为这个政府历来是阻碍工商业发展、压抑中国人民固有的工商业才能的。只有民族主义才是救国之道。中国人民必须重复欧洲人的民族觉醒，它曾经震撼十九世纪的欧洲并在二十世纪创造了强大的经济力量。
《国民报》的一位作者指出，现代帝国主义可以亡其国而不占其地。它用削弱受害者主权的方法来使它“无形之亡”。他问：“中国之主权果安在哉？”外国军队在中国的领土上剿匪，外国人审判中国的罪犯，外国人控制了中国的沿海、内河、海关和交通，显然，中国的主权实已荡然无存。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再也没有比湖南的知识分子更为警觉的了，他们是一个具有排外传统的省份的居民，在外国资本的猛烈进攻面前，他们的栅栏是最后一批倒下的。湖南最雄辩的民族主义者之一陈天华，用“民族帝国主义”一词来描述外国资本的这种猛攻，而且也把它看作是人口过剩和追求土地的结果。他在《猛回头》和其他煽动性的小册子中，详细地阐明了外国掠夺的原动力及其对中国的危害。
陈天华的同乡杨守仁，在他一九○三年出版的《新湖南》上，也对现代帝国主义的罪恶含义和人们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它所作的辩解作了详细的说明。杨守仁认为，有两种力量左右着西方的政策。首先是悠久的建立民族的国家历史原动力，近世则从民族主义演变为帝国主义。虽然在民族主义中已经包含有帝国主义的种子，但最初仅限于少数武夫健将的“野心”。民族主义一旦变为帝国主义，情形就不同了，“其为此主义之原动力者，非出于政府一二人之野心也，国民生殖蕃盛之力之所膨胀也”。工商业的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本，从而使帝国主义的信念支配着整个民族。这给予现代帝国主义以巨大的原动力。其力量之猛，“若倾海水而注之大陆”。
在论证了全世界的帝国主义正集中于一个目标—东亚，实际是中国—之后，杨守仁断言，如果中国人民不觉醒起来，他们将遭到与美国印第安人同样的命运。此外还有夏威夷土人的例子，这些土人自从白人来了之后正在被消灭。他因此问，当白人成为中国的新主人之后，其暴虐之酷烈，谁能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