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些，在日本和上海还出版了几十本革命的小册子和书籍，上海出版事业的诞生，中国报刊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书店的剧增，这一切都是一八九五年以后中国知识界进入一个动乱的变革时代的象征。纯粹的革命宣传，仅仅是这个总的大动乱的一种产物。任何一本外国历史著作、政治或社会学论文，甚至一部小说的译本，即便没有明显的革命倾向，也会激发危险的思想和大胆的行动。林纾在一九○一年翻译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就引起一位书评作者对他的同胞发出警告：除非唤起人民的民族意识，不然的话黄种人就会遭受美国黑人的命运。的确，在年轻的中国人从西方学到的所有思想概念中，再没有比种族观念给他们的印象更深刻的了。为了在种族斗争中生存下去，他们在上述出版物中以他们自己好战的方案做了回答。
第10章九民族主义和革命的语言
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年代里，学生的刊物和小册子反映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倾向。他们忧虑的主要是外国的侵略。他们把这种侵略归因于蕴藏在近代工业社会中的一种动力。总之，他们发现了帝国主义这个现象。中西交往的各个方面，诸如教会、学校、医院、贸易、工业的发展和筹措资金，都被看成是欧洲人引诱中国并掠夺其资源的强烈欲望的一部分。在试图了解这些年轻的中国人的心情时，倘若去纠缠他们的分析是否正确，诸如帝国主义是否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阶段等等，那是文不对题。杨说得好：“历史真正的主要课题，不是已发生的事情，而是当事情发生时人们的感受。”
梁启超和最先受他鼓舞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大概都受到日本有关帝国主义影响。这是一个日本已进入扩张主义阶段，而帝国主义既有辩护人又有起诉人的时代。浮田和民就是它的辩护人之一，他的《帝国主义》一书早在一八九五年就译成了中文。一九○二年，也就是刚好在此书出版一年之后，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也被翻译过来了。浮田的书，想把军国主义者所奉行的侵略的扩张主义和表面上受经济利益支配的“自然”扩张区分开来，为一种以英国为榜样的仁慈的帝国主义辩护，认为这种帝国主义在开发殖民地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好政府。尽管中国人不可能有浮田对仁慈的殖民统治抱有的那种热情，但他们肯定对他关于帝国主义是过剩资本的必然出路的论证有着深刻的印象。无论如何，浮田直言不讳地为日本对亚洲大陆的帝国主义政策进行鼓吹，指出中国对近代工业强国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但在另一方面，幸德秋水是个社会主义者，他谴责资本主义及其造成的帝国主义。他认为帝国主义像“林火那样蔓延”，指责它是不折不扣的“武装的强盗”。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结果，只有世界性的社会革命运动才能消除它。
中国人通过幸德秋水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还可能间接地受到美国的反帝国主义者的影响，他们曾为反对美国吞并菲律宾进行过艰苦的斗争。同传统的美国大陆主义决裂，曾经是一九○○年布莱安与麦坚尼竞选总统时的重要问题之一，反帝国主义联盟也严厉谴责罗斯福、马汉所宣扬的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詹姆斯、萨姆纳、康蒙斯等有影响的学者都列入了反帝的名册，而马克·吐温称它是“一种为掩盖商业上的贪婪和权力欲望而设计出来的貌似至诚的骗局”。由于受到布尔战争的激烈震动，在英国也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方面的著作。一九○二年，霍布森著名的《帝国主义》一书出版了，这时正是学生开始觉醒的时候。
中国知识分子对他们置身的世界已有了一个严峻的看法。不难相信，他们是独立地得出类似的结论的。不管是否如此，反正这些中国青年的思想与同时代的西方社会评论家的思想大同小异。甚至在用列宁的经典分析去进行探讨之前，这种思想就作为资产阶级揭露扩张主义的副产品而产生了。他们从经济上对帝国主义进行了解释。
一九○一年，在《开智录》上发表的《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是有关这个问题最早出现的文章之一。现代帝国主义被认为是纯粹的侵略，它是由科学进步、人口增长、国家间的强弱悬殊，以及欧洲人在完成其内部革命之后得到暂时的喘息等因素造成的。商品过剩和对市场的需求，则是它的直接原因。作者认为，帝国主义已在三个最先进的工业国家—英国、美国和德国—占支配地位，它们下一个殖民目标就是中国。南非和菲律宾这两个最近的例子就是前车之鉴。帝国主义在二十世纪将达到它的顶点。在义和团事件期间，“于我国北方演出极低度野蛮之惨剧”，此实“亚利安族一时跌落假面，而现出其本来面目也”。虽然有人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孤立而非预谋的事件，但作者回答说，在南非“尽化为沙土”之后，谁能判断这个时代不会以残酷为标志？虽然人们希望二十世纪成为自由与公义的时代，但他断言，二十世纪的自由与公义将倒退到比十九世纪还不如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