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一样，学生杂志也流传到日本和国内。它们每一期都印了很多，由归国学生送往上海和偷偷地带到内地。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只不过几千人。到一九○四年底，虽然有五个省的留学生组织停止出版刊物，但到第二年就有新的、更激进的刊物起而代之。到一九○七年，这些杂志有二十七种，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超过了它们在国内的对手。在日本采取强硬的反满路线要比在国内容易得多；有时，为了更无顾忌，还把日本人列为编辑和发行人。
甚至在《苏报》案之后，上海的民族主义者也设法出版了几种充满生气的期刊。一九○三年八月，章士钊、张继和其他一些人创办了一份新的日报，即《国民日日报》。因为它专门抨击官僚政治的贪污腐败，很快就博得“苏报第二”的名声。外国人高茂尔被列为发行人，后来该报以一个毕业于英国海军工程学院的香港粤籍人在英领署注册。但是几个月之后，这份报纸由于中国当局抗议的压力太大，也遭到《苏报》同样的命运。十二月，在青岛学习德语回沪的蔡元培，成立了一个名叫“对俄同志会”的团体，出版了一份新的日报《俄事警闻》，后改名《警钟日报》。虽然它表面的想抨击沙俄在满洲的阴谋，但实际上却是秉承《苏报》的传统。它还传播俄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及策略，其在最近引起了蔡元培的兴趣，并在爱国女学进行讲解。他教女生怎样制造炸弹，同时在《警钟日报》上提出这样一些如废除私有财产和婚姻制度等建议，但是，由于该报进行公开煽动，一九○五年初公共租界当局顺从中国政府的压力把它封闭了。该报的编辑和发行人也差点被捕。
上海的另一个重要革命期刊是《中国白话报》，它是蔡元培的朋友福建人林獬于一九○三年十二月创办的。刊物使用和推广白话，是十五年后五四运动所取得的划时代成就之一的先驱。
至于小册子，反对君主立宪派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邹容的《革命军》、章炳麟的《驳康有为政见书》和陈天华的著作。陈天华的《猛回头》，是一九○三年在上海发表的。三位作者都谴责清政府把中国的主权出让给外国人，而陈天华同时还倡导使用白话文体。
一九○二年，欧榘甲的《新广东》在横滨由《新民丛报》社印行，这是一本鼓吹广东自治、对全国革命起了促进作用的小册子。欧榘甲，因与梁启超在一八九九年暂时倾向革命派的变节行为有牵连，曾被康有为送到旧金山去以便让他冷静下来。但是，当欧榘甲到达旧金山后，作为三合会或洪门的报纸《大同日报》的主编，他不但没有冷静下来，反而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归善家乡对会党的仰慕，极力主张把他们动员起来成为一支革命力量。
在这个类型的著作中，还有一本是一九○三年杨守仁在东京出版的《新湖南》。杨守仁是长沙人，早稻田大学的学生，他是“中国第一个民粹主义者”。日本人对俄国民粹派的描述给了他深刻的印象，在放弃了一个大有出息的宦途之后，他在东京经历了从改良派到革命派这一通常的转变。杨守仁是湖南学生刊物中的关键人物之一，专门撰写鼓吹政治革命和种族革命的文章。
有一本书在这个时期各种各样的翻译作品中因对孙中山的崛起起了作用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九○○年惠州起义失败后，“烦闷而懊丧”的宫崎寅藏写了一本自传《三十三年落花梦》，于一九○二年在东京出版。书名本身就反映了宫崎的失望，即他寻求一个复兴的中国的思想感情，变成了难于捉摸的梦幻。但是，他对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叙述，尤其是他认为孙中山是中国未来的杰出领袖的判断，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判断出自一个有骑士气概的日本冒险家，年轻的中国人都对他非常钦佩。到此为止，关于兴中会的领袖，除了他自己的《伦敦蒙难记》之外，还没有人写过任何东西。而现在，在宫崎的书问世仅仅一年之后，有影响的上海活动分子章士钊便出版了题为《孙逸仙》的节译本。这个节译本引起人们如此大的兴趣，一个名叫金松岑的江苏学生便将这本书全文译出，于一九○三年在上海出版。
章士钊译本的一部分——宫崎在一八九七年与孙中山的谈话和他对孙中山的崇高评价—还出现在张继的《黄帝魂》上，这也是一本流行的民族主义的书籍。一九○三年在上海出版的这本书，收入了《国民报》、《开智录》、《苏报》和其他民族主义刊物上的二十九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