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不过是想学卢梭所做的事，而不管我写出来的东西会产生什么后果。”
“那么，你不想在中国引起一场革命了？”
“不，在这里我的想法是，不应该有贫富悬殊，而应该是人人平等。”
由于两个被告均已承认撰写了煽动性的材料，因此会审公廨的判决是很肯定的。然而，一九○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作出的判决，比中国当局所要求的宽大得多。判处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尽管章炳麟于一九○六年六月获释，并在日本恢复了革命活动，但他的年轻的朋友却在即将被释放前数星期，于一九○五年四月死在狱中。邹容死时年仅二十岁，但已经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反满作家了。由于他被拘留所引起的外交争论期间，英国和欧洲的报纸摘要刊登了《革命军》。这一年，香港、新加坡、横滨和上海都出了《革命军》的新版本。一九○四年，孙中山在美国把它重印，分发给美国及其他地方的华侨团体。黄兴在湖北把它秘密地散发给学生和陆军士官生。这本书总共出了二十版，达一百多万册。在它的热情而又易受影响的年轻读者中，有像胡适和蒋介石这样大人物。
虽然《革命军》是第一本流行的革命小册子，但它只是东京和上海的学生及知识分子创作的大量宣传品之一。应该指出，许多这类作品在风格和内容上都脱胎于梁启超的具有标兵作用的刊物。从《清议报》和它的续刊《新民丛报》中可以选出的激烈文章不只是一两篇。直到一九○三年，梁启超都处在激进的阶段，第一批出现的学生政治刊物都带有他的印记。因此，说辛亥革命“主要是他的笔造成的结果”是有道理的。
在一八九九年冬或一九○○年，以梁启超的大同学校的两个学生——冯自由和自封“中国摩西”的郑贯一——为首的粤籍学生，在横滨创办了《开智录》。它以译载卢梭的《民约论》之类的作品为其特色，主张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并企图以此抵消保皇会的影响，尽管这时郑贯一还在为《清议报》工作。这份新杂志利用保皇会杂志的印刷和发行机构，能到达海外公众手里。一九○一年，郑贯一被免除《清议报》的编辑之职，曾得到孙中山二百元捐助的《开智录》停刊。
一九○○年，一些江苏学生在东京开始出版第一个学生月刊《译书汇编》。这个刊物也以编译诸如孟德斯鸠、卢梭、穆勒和斯宾塞等人的政治著作为其特色。它尽管只出版了大约一年，但它是后来各省学生团体出版刊物的先导。
第一个完全的革命刊物《国民报》，创办于一九○一年春。它的发起人和编辑有秦力山、张继、王宠惠、沈翔云和戢翼，这些人以前都是康有为的党徒，而现在已经慷慨激昂起来。《国民报》除了刊登如美国独立宣言一类的译稿外，其门类还有新闻、丛谈，以及王宠惠用英文撰写的论说。尽管有孙中山的一千元资助，这个刊物在出版了四期之后，终因财政困难而停办。
秦力山和戢翼于一九○二年十二月到上海，在这里创办了另一个月刊《大陆》。虽然它不那么高喊革命，但继续着反对康、梁的运动，出至三十四期停刊。由于它发表了《唯物论二巨子之学说》一类的文章，对新思想的传播是有影响的。
这时，各省的留学生组织出版了大量的民族主义月刊。一九○二年十一月，以杨守仁、陈天华和黄兴为首的湖南学生，创办了《游学译编》，它发刊共十二期，刊载了诸如《南亚独立英雄古鲁家传》、《列强在支那的铁道政策》和《民族主义之教育》等文章。
一九○三年一月，湖北学生在刘成禺的主持下，创办了《湖北学生界》，它发刊至一九○四年。除了论述科学、教育、历史、经济等许多题目外，它着重谈种族问题，认为满人就是早期的蛮夷。宋朝的抗金将军岳飞，则被称为“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人”。二月，直隶学生创办了类似的刊物《直说》，浙江学生在多产的翻译家马君武的帮助下，创办了《浙江潮》。这个杂志发刊近一年，它强调反满，把十七世纪的造反者郑成功尊为“中国爱国者”。
包括秦毓鎏在内的江苏学生，四月创办了《江苏》杂志，是最热烈地鼓吹共和主义的期刊。黄宗仰，也参加了编辑部。《江苏》共出版了十二期，它以刊载早期的造反者如郑成功、史可法以及公元前三世纪反秦的“中国革命家第一人陈涉”等的传记为特色。它的政治志趣，反映在《政体进化论》、《新政府之建设》、《革命其可免乎》以及《中国立宪问题》等文章中。一九○三年十一月，以“逸仙”名义发表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这篇文章，则标志着孙中山作为一个权威，在学生界谦虚地首次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