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民族主义觉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学者和商人之间的合作。当然，领导人都是绅士出身的学者，他们是年轻的旧学大师。他们作为教师，把革命思想灌输进他们自己那个绅士阶层。他们作为宣传家，正面和政府发生冲突，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集团包括最远的华侨社会中，唤起了民族主义的感情。
为了找到一个宣传工具同统治上海的保守派报纸《申报》及《新闻报》作斗争，章炳麟和他的朋友们便紧紧抓住了《苏报》及其发行人陈范。陈是从前在江西做过知县，因教案丢官退居上海。他的哥哥陈鼎因与一八九八年的改良派有牵连而坐过牢。一八九八年，陈范接办了《苏报》，这家日报是两年前由一个名叫胡璋的中国人创办的。胡璋以他的日籍妻子的名义，向公共租界的日本领事馆注了册。四年来，陈范使该报具有亲康有为的倾向。但是，一九○三年发生的事件使他认识到清统治者正在出卖中国，因此，希望与教育会合作。章炳麟和吴稚晖成了经常的撰稿人。五月二十七日，请章士钊任主笔。章士钊以前是江南陆师学堂的学生。他脱离该校到爱国学社，从此开始了他光辉的报人生涯，这段生涯的后五十年反映了他思想上的反复无常。
但章炳麟是个杰出的撰稿者。一旦他为《苏报》挥动他那支辛辣的笔，就连公共租界也不能为他提供庇护所了。章炳麟擅长辩论，他的文章里充满了文学引喻，以致除了熟读古书的学者外，其他人往往看不懂，不过此时他在让人家了解他的煽动性的思想方面，却是非常成功的。从五月二十七日起，他开始撰写一系列文章鼓吹革命，在这些文章里他辱骂皇帝，有一次还把皇帝叫做“小丑”。此外，这些文章中还赞美了一本刚在上海出版的更富于煽动性的著作，即邹容的《革命军》。这本小册子是一篇真正伟大的宣传品，比得上潘恩的革命传单。审视作者的一生，使人看到一个在民族危机和外国思想冲击下的中国青年卷进革命漩涡的生动形象。
邹容，出身于四川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父亲是商人。他天资过人，十二岁时就已经开始去掌握科举考试所需要的经典了。但是，正如我们在史坚如的经历中看到的，在那个时代是容易出轨的。在中国受到外国入侵者的冲击之时，八股文看来是一种蹩脚的武器，一八九八年的改良运动激励邹容去寻求更为鼓舞人心的抵御办法。谭嗣同的学说和榜样和许多人一样给了他“冲破罗网”寻求新学的勇气和力量。
史坚如在寻求启发时找过美国传教士，同样，邹容最初的老师是日本人。他的故乡重庆，由于中日战争的结果，开放为通商口岸，一八九八年，他跟一个新来的名叫成田安辉的日本人学英文。同年，一个名叫井户川辰三的日本军官教他学日文。邹容还开始研究外国的科学和历史，成了日本改良运动的赞赏者。一九○一年，他为了更有系统的学习前去上海，准备赴日本。他在广方言馆学习了几个月。一九○二年春，他作为自费留学生去东京，每月的生活费用由家里供给。他在上海停留期间已经走上激进的道路。到日本时，支那亡国纪念会刚开过不久，他立即投身于学生骚动的核心里去，在这个核心里有张继、冯自由这样的激进分子。他在一所东亚同文会创办的学校里学习。
现在，邹容的政治思想开始定形了，他明确地与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主义决裂。革命史，特别是美国的革命史，强烈地吸引着他，他认为中国也只有来一个同样的大变动才能得到挽救。他利用手头的读物，如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穆勒的《自由论》，卢梭、孟德斯鸠和“某个斯宾塞”的著作，着手创作一篇革命的颂词。他称它为《革命军》，其中有激越的、号召革命的呐喊，充满了反满的激情，同时，对基于西方立宪政体和受过教育公民之上的新的政治制度，有积极的要求。
但是在完稿之前，他和张继不得不仓促离开日本。因为在一九○三年春的“拒俄”运动期间，他们同陆军学生的一个中国监督发生矛盾，剪掉了他的辫子，把它挂在留学生会馆的正梁上。为免遭逮捕，他们跑到上海，正赶上满洲和广西问题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于是与章炳麟、章士钊成了莫逆之交，四人结为“拜把兄弟”。章炳麟在四人中居长，成了初出茅庐的邹容的良师益友，章让他和自己住在一起。他对邹容从日本带来的手稿很感兴趣，经他作了一些修改并写序后，《革命军》便作为一本小册子于一九○三年五月出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