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年八月下旬，郑士良不幸过早去世。他在香港避难后，曾去日本接受孙中山进一步的指示。回到香港后，有一次他与朋友一起吃饭时突然病倒，很快就死去。经警察调查，验明是中风所致。但也有人说，他是被清吏收买的凶手毒死的。由于失去三个忠实可靠的信徒——史坚如、杨衢云和郑士良，孙中山所抱的恢复香港——广州地区活动的一切希望化为泡影。
这样，在一九○○年下半年的这段时间里，孙中山体验到了所受挫折。康有为已不理睬他，梁启超背叛了他，李鸿章仍不想和他拉关系，刘学询继续捉弄他，自立会不买他的账，哥老会出卖了他。卜力爵士曾在香港为他开了门，但张伯伦又把它关上。日本的骗子使他损失了军火，而正当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东京政府却对他置之不理。
但是，孙中山专心致志于反朝廷的计划并非没有补偿。一八九五年，当他在广州的行动还处于策划于密室之时便失败了。可是在惠州，他的人员冲向战场，而且坚持了相当长的时间，足以证明群众是支持革命的。孙中山的运动头一次涉及到农民骚动的根抵，并发现它比它在通商口岸的枝蔓更加茁壮。孙中山和他的副手证明，即使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只要有正确的指导，武装的农民是不会变成盗匪或排外的狂热者的。
惠州起义还表明，孙中山的策略和方法对于充分利用人民的这种广泛的不满情绪还是很不适应的。尽管孙中山已确立了他作为最重要的革命倡导者的地位，但他还未跳出老一套的公式，靠从香港和海外进行点滴的渗透，这是实现不了目标的。革命也不能靠外国的支持坚持下去。革命要有纲领和组织，在国内要有组织者、宣传者和进行颠覆的力量。
知识分子能够充当这种角色，能为孙中山提供一种更为持久和坚固的政治工具，但迄今他们仍不愿接触他。当孙中山在横滨满足于现有的成就时，在离此地几英里远的东京，新型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却正在积聚力量。这些中国学生已找到他们自己的政治活动的目标，并相互调整，他们在孙中山来到他们中间之前，是民族主义革命情绪主要而又杰出的倡导者。
第9章八学生和流亡知识分子
张之洞派遣青年人去日本留学，从而加强了非法的改良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政府终于认识到需要取得外国的知识，这是唯一可选择的路。派学生去日本留学，要比派他们去欧洲或美国省钱些，同时还可以避免“美国海关人员的野蛮作风”。此外，由于日本在推行武器和工业的现代化时，继续尊重传统的价值观念，于是在张之洞之类的人看来，这似乎是个安全的模仿对象。张之洞认为，外国的专门知识与儒家学说是不相抵触的。如果中国一定要品尝一下外国思想的滋味，看来最聪明的办法是吸收日本的成果，因为那些有害的成分已被过滤掉了。然而就在一九○○年，有二十多个张之洞从湖南、湖北派到日本去的留学生回国参加了唐才常的汉口起义。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九○○年只有一百名左右，一九○二年增至约一千名，一九○五年约有八千名，至一九○六年这个最高年份有一万五千名甚至更多。许多人接受的是一种缩短了的肤浅的教育，大多数人是为了将来回国谋求差事。然而重要的是，有少数人变成了有政治觉悟的人。他们学的虽少，却足以削弱他们对清政权和儒家文化的信仰。他们被派到国外，是要获得非中国的思想方式。但是，要把新知识限制在专业范围之内，却是不可能的。并且，如果张之洞和其他大人先生们承认自己对中国生存关键的新学一无所知，如何要求学生尊敬他们呢？正如汪一驹说的：“在一种往往用伦理上的优越和行政上的权限来为权力辩护的传统中，承认缺陷而又仍然没有能力改正，这个政权也就失去了对权力的任何伦理上的要求。”
一九○○年，自立会的两个老手沈翔云和戢冀，倡议湖北学生成立了励志会，这是中国学生在日本的第一个组织。该会具有模糊的民族主义目标，但缺少具体的政治方针，一年后，由于那些比较稳健的成员，受政府颁布的为归国学生提供官职的新章程所吸引，这个团体也就自行解散了。虽然这是大多数这类早期组织的命运，但是民族主义情绪，却由于清政府在外国的要求面前表现出软弱无能而不断激发起来。
一九○一年春，当法国把广东划为它的势力范围时，报纸刊载了清政府将要割让该省的谣传。于是，留日粤籍学生在几百名华侨的参加下，成立广东独立协会进行抗议，并宣布支持该省独立。在领导人中有郑贯一、冯自由和王宠惠。王宠惠是广东人，生于香港，是帮助过孙中山的基督教宣教师王煜初的儿子。孙通过冯自由和王宠惠，第一次得以和粤籍学生的活动建立密切联系，独立协会有事也向他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