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他们最后的命运被儿玉和他的同僚决定之际，郑士良和他临时凑成的军队却获得了意外的成功。一九○○年十月六日占领沙湾后，他们得到从邻近城镇来的千余士兵的补充并挥师北上，向离惠州城不到十五英里的镇隆推进，虽然许多战士只有梭镖，但他们夺下山头，在该城附近击溃了一支清军，从而取得了第一次重大胜利。他们抓到了几十个俘虏，其中有归善县的县丞。还缴获了七百杆枪和十二匹马。他们就占领了镇隆。
同时，他们在博罗和惠州城的支持者也投入了战斗。当清军向南增援时，革命军从甘蔗地里进行伏击，这两个城镇都被革命军包围了。惠州将被占领的威胁，使官场一片惊慌。如果该城陷落，东江这个通向广州的门户就被打开了。粤督现在倾其全力防守惠州和博罗，武器低劣的革命者被迫退却和溃散。因为政府有两万士兵可供调遣，便集中力量来消灭郑士良的主力。
这支革命军没有倾其全力于县城的战斗。按孙中山的命令，它向东朝着永湖前进。经过小规模的战斗，造反者打败了清军，在推进中没有遇到多大障碍，并招募了几千农民，友好的村民给他们吃喝。十月十七日，他们离开永湖，向白芒花挺进，在路上，他们只有一千杆枪，却打败了一支有五六千人的清军，又一次获得了令人震惊的胜利。陆路提督邓万林在这次战斗中丧失行动能力，起义者抓了几百名俘虏，缴获了五六百杆枪和大量弹药。至此，白芒花已无防御，当晚就被占领。现在，造反者的队伍已超过一万人，加上有归善农民的热烈响应，他们沿着东江的支流西江流域向东推进。
清军在这次战斗的头十天里，曾有效地清除了造反者对惠州和博罗的威胁。但是，只要郑士良的主力部队不仅完整无损，而且显著地加强，这次起义就会成为一次严重的叛乱，大有夺取全省之势。外国人对造反者的纪律，以及他们争取当地群众同情的才能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士蔑西报》报道说，造反军队所到之处禁止抢劫和强奸，只满足于得到刚好够用的粮食，以及尽可能多地收集武器。因此，人民到处都对他们表示友好，不把他们的到来看作灾难，像清军经过时的情形那样。
外国人也高兴地获悉，造反军队的旗帜上除了有郑士良和孙中山的姓氏外，还有“保洋灭满”的口号，这是同义和团相反的。战斗开始时，他们占领了沙湾，然而李朗村仍完整无损。村西头仅几英里远处，有一座巴塞尔布道团的耶稣受难像还保留着。那时，在广东的反基督教骚乱已有所缓和——从前，布道团、教堂和教徒曾遭洗劫—外国人对新的农民暴动感到忧虑是可以理解的，现在，郑士良的军队不但打消了他们的忧虑，而且还赢得了他们的赞赏。
没有迹象表明曾对惠州平民搞过什么精心策划的宣传运动，因为地方上的不满情绪和由于联军在北方胡作非为引起的民族耻辱感，已足以煽起人们对省当局和朝廷的愤恨的火焰了。革命者的立宪建议、教育改革和行政机构改革的纲领，这些对于外国同情者都是好的读物。可是在起义军队席卷粤东的村镇时，他们却要人们仇恨官吏，说这些人一方面剥削他们，另方面又向外国人让步。这种广泛的爱国呼吁成为造反宣言的特点，这个宣言在他们所占领的村镇到处张贴。
从他们的宣言来看，郑士良的运动与典型的反朝廷的农民暴动是没有区别的。虽然革命者在他们的海外宣传曾自称“中国合众政府协会”。但没有听说他们在国内曾宣扬过任何共和的主张。实际上，兴中会这个名称在整个运动期间是否公开过都是值得怀疑的。卜力总督从未提及过它。战斗发生的当天，在给《士蔑西报》的一封信中，革命者是以三合会的名义吁请外国支持：
某等并非义和团党，乃大政治家大会党耳。即所谓义兴会、天地会、三合会也。……我等在美洲夏威夷澳洲实得力，……专候号约期举事。我等本为欲兴中国之人，若将来成功设立更革之事，开通中国，与世界通商。……古史所载之事，行将复见于今日。我等欲造成三百年前所未竟之志，料英、美、日三国亦必守中立之义，且或资助之。……
这位无名氏作者在信的末尾回忆说，一八六二年，英国曾把戈登将军的部队借给清政府，败坏了三合会的志向。他接着说，戈登对其援助清政府感到后悔。
换言之，这些起义者是作为武装的革新派、明王朝的复辟派、三合会会员和爱国者的面目出现的，而不是作为反对君主的政治党派的成员出现的。但是，孙中山的策略并不想依靠土生土长的着重于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而往往是依靠外部的因素：背叛的官员，外国的干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郑士良的军队甚至有可能成功的少许机会，假如它一开始就集中力量攻打广州的话，在那里，这支坚强的军队会使这个省会惊慌，引起该省清军背叛。但是在实际上，孙中山把赌注压在日本人的援助上，迫使造反军队转入内地进行战斗。这种行动他们缺乏准备，也超过了他们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