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也积极参与了这次起义。他由邓荫南资助，住在广州外国人居住的沙面，探查清统治当局在广州三角洲的防御，找出虎门和其他炮台的位置。由此可见外国同盟者的巨大价值：他们可以通过边境，访问战略要地，而不会引起中国警察的怀疑。
同时，郑士良的副手在内地的三洲田基地数月来已集中了六百人。他们虽然通过一个广州的军官购买到了一些武器，但总共仅仅三百支来福枪，每支枪三十发子弹。夏末，他们控制了所有山口，突击队也已准备就绪，只等孙中山发来信号了。
可是，没有钱和军火，使起义一再推迟，从而削弱了士气。头一批倒霉者是史坚如的三合会会员，这些人的胃口是受洗劫广州的欲望刺激起来的，现在他们带着沮丧情绪又回到乡下去了。史坚如因而着了慌，提出变卖自己的财产以筹措款项，然而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那些富有的广州人却宁愿把他们的资金转移到香港和澳门去。
孙中山也不能提供有效的援助。经费问题还没有解决，而香港的关卡又使交通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宫崎和清藤也被禁止进入这个至为重要的基地。再加上新的失败，即在这次起义中被充当重要角色的其他一些日本人，现在也无能为力。汉口的失败使得人心沮丧，从而减少了全国起义的机会。福本和内田之所以感到犹豫，看来是孙中山在南方行动迟缓导致的。内田甚至想通过刺杀李鸿章和刘坤一来扫清行动的道路。李鸿章和刘坤一是有名的总督，象征着和平与稳健。孙中山很担心西方对此举会有所反应，八月底他去上海时，成功地阻止了这种暗杀图谋。内田对此大为不满，便把注意力转向朝鲜去了。福本也退了出来，致力于中部各省的活动。
但是，孙中山在上海还有其事。他同刘学询还是不断往来，刘学询是李鸿章的一个幕僚。李鸿章这位年老的国务活动家确是不急于到北京，自七月二十一日以来一直在上海滞留。尽管此间曾有李鸿章回广州的传言，但认为他仍然在孙中山的计划中扮演角色是值得怀疑的。孙中山要的是刘学询的钱，他派平山送信给刘学询，邀他来船上商谈。和他们先前的交易那样，这次会谈也是秘密进行的，刘学询曾多少给孙中山一些鼓励，但并没有承担义务，他大概是要等着瞧瞧孙中山的计划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一个星期之前张之洞对汉口起义残酷镇压，使刘学询有所顾虑。
然而，不管怎样，这次旅行还是给孙中山带来新的前景。在上海期间，他同平山及山田良政举行了重要的会谈，后者是与内田有关系的着眼于中国的另一个冒险家。山田和内田不同，他仍然赞成孙中山的计划，而且提出建议，要孙中山争取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帮助。他们商定，山田从厦门去台湾，孙中山回长崎，然后同山田会合。孙中山回日本的目的，是为了同过去的捐助人平冈浩太郎联系，后者对儿玉源太郎是有影响的。
郑士良的活动在这个期间都是在孙中山的指示下进行的。他曾试图把自己的人都集中起来，但因给养不足和斗争前途渺茫而难以办到。到十月初，他原有的六百人已减少到八十人。正当孙中山在台湾谈判的之际，清政府自己却促使了令人震惊的惠州起义的爆发。
造反者的活动越过了边界，他们的准备工作终于引起了广州当局的注意。传说，有一支“数万人”的队伍，运入不少武器，在三洲田地区掘壕据守。新近被揭露的长江流域的起义，和这次对广东的新的威胁，被认为是孙中山、康有为通力合作的重大行为的一部分。面对着这种看来是大规模的起义和非同寻常的盗匪骚扰，代理总督德寿谨慎地部署他的军队。鉴于造反者占有险要的地形和得到农民的同情这些有利条件，他决定不长驱直入，而慢慢地进行包围。由于造反者的营地距新界只有几英里，德寿便猜想他们打算制造边界事端，从而使英国军队也卷进来。
水师提督何长清从他设在虎门的指挥部率领几千士兵出发，在十月三日占领深圳。这一着不仅使政府军处在可以攻击造反者的距离之内，而且还可以守卫边界，防止可能出现的挑衅事件。一支陆军部队在西北面占据了归善和东莞之间的交界处，另一支部队则从潮州调到造反者防区以东的海丰一带。陆路提督邓万林及其指挥部则在惠州，他派部队到镇隆和淡水以封锁造反者。同时，巡逻船则在靠近骚乱地区的海面上进行警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