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有接到大肆吹嘘的保皇会的军事活动经费,是唐才常在汉口密谋失败的原因之一。檀香山领事的干预,华侨因该地唐人街失火而造成的经济困难,都使梁启超不能及时汇寄他曾保证过的款项。而康有为看来不愿意给在大陆上的追随者以充分的支持。他大概不完全信任湖南的叛乱煽动者,因为后者的做法是矛盾的:既谴责清政权而又要使光绪帝复位。梁启超非常重视广东起义。总之,他们没有及时汇来大笔钱,而使唐才常将起义时期一再延期,最后导致他的起义败露,遭到了镇压。八月十一日,由秦力山领导的安徽小组被破获,其重要成员两星期后在汉口被张之洞枪决。
张之洞同自立会的关系和李鸿章同兴中会的暧昧关系出现有趣的相似之处。孙中山希望李鸿章把其管辖的两个省从清王朝的统治下分离出来;唐才常对张之洞也寄予同样的厚望,两湖总督像他的南方同僚一样,通过唐才常的一个日本同情者去打交道,自己不先表态,而宁愿等待整个政治形势发展的结果。假设皇族成员,或者至少是西太后,在北京的战斗中不能逃生,那么,同改良派势力进行联系的独立活动,对张之洞是有吸引力的。可是到八月底,当皇帝和西太后安全撤离和李鸿章被授权吁请和平时,张之洞就不敢行动。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英国这个在长江流域有着最大利益的外国势力的态度。这同南方的情况又很相似,所不同的只是反政府的造反者发现这里的英国代理人比香港的卜力爵士远为缺乏同情心。早在一月份,上海的改良派就已通知代理总领事,除非恢复皇帝的帝位,否则他们就要发动全国的会党,从而迫使外国进行干涉。他们又警告说,民众起义很容易破坏贸易,毁坏教会设施。沃伦领事拒绝接见他们,并通知说,提出的方针会疏远列强。但是改良派坚持他们的要求。一九○○年三月底,容闳问一个新加坡警官,英国政府是否愿意支持起义。容闳是来找康有为商议的,他坚决认为改良派不能被看成造反者,因为他们是支持皇帝的。英国不是通过容闳就是通过别的渠道获悉,这次起义计划在三个月之内举行,造反者还自称已招募了五百个美国人。
但是,义和团在三个月后爆发骚乱了。英国对长江流域的任何动乱都极为敏感。虽然自立会的战略家们摆出了擅长外交的姿态,想利用北京同列强的争吵,但当哥老会和大刀会投入战斗时,英国并不想袖手旁观。梁启超及其朋友尽管除去会党的排外口号,但英国却喜欢采用镇压这种更为实际的措施。张之洞生恐外国人采取主动,就保证要进行合作。六月十七日,他通知汉口英国代理总领事,他将维持秩序和保护外国人,并且要求英国军舰在长江口外停泊,其他的保证,也很快从张之洞那里传来,张之洞是和李鸿章以及其他一些反对义和团的官员采取一致行动的。
张之洞为了信守约言,在八月二十一日晚上和二十二日清晨对汉口的造反者进行了突然袭击,这比造反者最后决定的起义时间早一天。造反者的一个躲藏处设在英租界,代理总领事傅磊斯就指示巡捕同张之洞的军队合作,于是造反者的首领很快被捕。在警察发现的造反者随身携带的物品中,有傅磊斯领事所称的“两个难以理解的英文文件”,他把它附在他的报告中。这些是自立会纲领的抄本,它明确地声明要对外国人持友好的态度。也许是为了尊重外国人的思想感情,改良派的领导人还保证“俘虏将按照文明国家的法律来对待,决不用野蛮的方法杀害他们”。
张之洞对英国人的帮助表示感激。英国之所以帮助,
这是因为,即使这一运动是一个真正的“改良”运动,没有一个行动是针对外国人的,但如果推翻了合法当局,这三个城市所有目无法纪的暴民便会对我们放肆起来;还因为现在的当局,迄今还在这里努力维持秩序,它比起一个自命的、有着堂皇目标的、但其经验与能力令人怀疑的政府来,是更可取的。
这就是为什么造反者热情的亲西方声明不被接受的一些原因。这些原因在以后集中表现为外国对中国的“稳定”和“合法”统治的偏爱。
唐才常的那些已经逃跑的伙伴,包括先在安徽后又跑到日本的秦力山,都由于这场灾难而谴责保皇会的领导人。秦力山前往新加坡,要求康有为说明捐款的用途。康梁的捐赠人邱菽园由于他的告发断绝了同改良派的关系。这是康有为、梁启超同孙中山的策略进行竞争的头一回尝试。他们毫无疑义地支持自立会,使湖南、湖北的知识分子转而反对他们。哥老会的首领们在中途换马后,结果并未得到彩头,在几年后甚至想暗杀康有为。起义的失败,尤其是所受到的责难,使梁启超感到沮丧,他威胁说要退出政界去当和尚。虽然过去六个月来,他主张武装起义,但剧烈的内部争吵和许多学生的牺牲挫伤了他的战斗精神。梁启超一开始就指出,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使用暴力才是正当的。他认为武装起义不是闹着玩的,不能随便运用。一九○○年夏,他看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然而却证明只不过是个错觉而已,所以他逐渐恢复他原来的面目——学者、编辑、教师和思想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