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样的设想看来是合乎逻辑的，即卜力总督这时本想把何启起草的“公平而合理的改革”方案送给张伯伦，但他没有这样做可能意味着他对起义者要他作出保证感到犹豫。或者，他可能想在透露他和孙中山的代表谈判的细节之前，先得到张伯伦赞同的某种表示。然而，还有一个未经说明的发展情况。
九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在和张伯伦交换意见一个月之后，卜力给殖民大臣送去一份文件的副本，这是匿名的革新派送来的一份中文文件。这又是一份请愿书，它请求联军强制在中国实行改革。他们要求让光绪皇帝复位，但他如果不同意成立一个新政府，那就挑选一位总督来“处理国家的事务”。外国顾问将被授权为代表，帮助实行改革，但事情一经办完，这些顾问就要撤回。新政府是像英国和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政体，满汉之间的界限将被消除。写这份请愿书的人之所以采取匿名的方式，是由于害怕报复，不仅害怕对自己的亲戚朋友进行报复，也害怕对祖坟进行报复。但是，他们相信，他们的立场是会得到广泛的支持的，他们要求各通商口岸的领事，保证“官、绅、学、商”各界人士的安全，所以他们就能在类似的请愿书上签名了。
这些写请愿书的人显然不属于康有为一派，因为他们批评一八九八年的改良派，说他们向保守派报仇比实行改革更感兴趣。那么，这份请愿书是谁写的呢？难道这是孙中山一派试图遵照卜力上个月的建议，向列强递交的一份要求进行干预的“有许多人签名的请愿书”吗？文件的内容与这种可能性是并不矛盾的。
无论如何，卜力由于先前自己的建议已遭到伦敦的拒绝，因此在转送这份文件时态度是模糊的。他唯一的评论是，他从“一位显然是可靠的人士”那里得知，如果在解决义和团问题时不涉及改革问题，那么革新派就要准备起义。但是，当这个情报于十月二十六日送到伦敦时，孙中山的起义已经失败了。
回顾过去，在孙中山的生涯中，以香港为基地的起义是个分水岭。这是最后一次由何启作为他的代言人。孙中山已经成长起来并且超过他了。尽管何启有爱国心，对立宪政体感兴趣，他却仍然肩负着双重忠诚的担子。尽管他的许多具体建议很快进了孙中山的政治辞典，但他的积极参与仅限于碰到机会时向外国人介绍革命情况。他实际上是个有条件的革命者，除非得到英国炮舰的支持，他是不会采取行动的。
相反，孙中山却着迷于革命的理想和恢复中国的伟大。他专心致力于革命，使革命超出了香港和通商口岸的范围。他接受欧洲的政治运动，宫崎激进的泛亚主义，梁启超和其他流亡的文人学士的影响——所有这些影响都指出一条通向更强烈的民族主义的道路。这种民族主义的目的，就是毫不含糊地主张中国的独立和平等。然而最关键的是，孙中山坚定地相信他是复兴中国的代理人。他向李鸿章和英国所作的主动表示，并没有耗尽他的革命的能量。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他投入战斗。
一九○○年七月和八月的谈判失败以后，何启继续在香港充当他的兼理一般司法事务的地方官员的角色，而孙中山则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这是他们之间真正的区别。
第8章七惠州起义
在广州政变尝试之后五年，中国革命的时机更趋成熟。对日战争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中国政府从一八九四年起，被迫把关税、厘金和盐税的一部分收入抵押给外国银行家，最初是为了偿付战争费用，后来是对日本赔偿。一八九八年，连续七次的借款，使中国的外债差不多达五千五百万英镑，几乎相当于中央政府岁入的三倍。与此同时，德国在一八九七年攫取胶州，引起了各国对租界和租借地的激烈争夺，这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先声。
一个变成了外国利益看护人的王朝，是很难获得臣民对它的尊敬的。但是，倘若盗匪、走私者以及流离失所的农民利用朝廷的虚弱而作乱，其具体原因常常是外界的干涉和外国对中国财政的加紧控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声称需要和平与稳定的入侵者，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使和平与稳定在中国成为不可能。
成千的传教士的到来尤其令人难以忍受。不过，反基督教的骚乱，主要还不是起因于宗教上的偏见，而是由于对外国人的愤恨，因为他们的特权侵犯了当地官绅传统的特权。而那些下层阶级，那些饱尝帝国主义强加给他们的经济负担之苦的特殊受害者，毋须鼓动便都起来向传教士和教徒进攻，因为后者象征着入侵者对国家日益加紧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