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李鸿章对广东问题没有多大兴趣，他感兴趣的是猜测在对中国未来的统治者的选择问题上英国的有什么考虑。他特别问道：“英国希望谁当皇帝？”卜力回答说，如果使馆安全，英国主要关心的是恢复秩序，恢复贸易和商业。它并不想看到中国被瓜分，对中国也没有任何领土野心。如果证实光绪皇帝对以他的名义所做的事情没有责任，那么，英国对他“在一定条件下”继续进行统治是不会反对的，但这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
李鸿章很明显对这件事情想得很多，并提出如下问题。他说，如果事情属实，只有德国公使被义和团杀害，那么在此情况下，列强就无权决定谁来当皇帝。但是，如果所有的公使都被杀害，他认为列强就可以合法地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他问道，假如发生这种情况。“列强将会选择谁？”他设想，他们将选择“一个汉族人”。卜力只能回答说，列强“大概会征询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看怎样做最好”。李鸿章在透露了他的政治野心之后，便说，不管西太后有什么过错，她“无疑是中国最有能力的统治者”。但是在伦敦，殖民部注意到李鸿章“并非不乐意当皇帝”。
李鸿章还趁这个机会提出请求：如果联军占领北京，一定要宽宏大量，他告诫说，报复态度会引起对外国人的普遍仇恨。显然他正准备扮演他将来在北方的角色，即充当中国的和平使者，或是它的新统治者。如果受到惩戒的北京政府授予他自由处置的权力，而外国人又不反对的话，他就没有必要卷进南方的分离主义的冒险中去，但是，在李鸿章确信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他没有直奔北京。因此，卜力的报告说，谣传李鸿章打算留在上海“直到形势改变”，证明是很有根据的。这位精明的政治家在上海等待了三个月，直到他认为朝廷已受够了义和团的危害，他可以自由媾和之后，才决定去北京。然而，李鸿章一离开香港，革命党人谋求与他合作的计划便失败了，当陈少白到李鸿章的船上探望时，刘学询和总督的另一个密友曾广铨便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他。现在香港政府当然没有理由放宽驱逐令了，孙中山只好停留在佐渡丸上，它于七月二十日开往日本。
虽然通过刘学询和香港总督这两条路子与李鸿章的联系都失败了，孙中山对于谋求这些中间人的直接援助并未失望，因为这些人本身就是权力。刘学询有钱，卜力有地位。两者都极为重要，因为用谈判夺取南方各省的计划，现在已让位于用军事手段进攻广东沿海的另一个计划。当六月间从日本来的时候，起义者已作了初步的分工，七月谈判失败后，他们越来越频繁地开会讨论作战的实际问题。在这个阶段，卜力成了孙中山注意的对象。在佐渡丸号船离开之前，他们曾用了几天的时间制订一个与总督打交道的计划，希望能在香港有个友好的立足点，甚至希望在起义成功时得到英国更积极的支持。何启又充当了代言人，何启于七月二十一日汇报说，总督“支持中国南方共和政体”。
尽管卜力似乎是个得到起义者信任的富有同情心的人，但他是否给予他们无条件的支持，那是值得怀疑的。仅在四个月前，卜力还说过，在中国建立共和政体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时期他送给伦敦的公文看来，他主要关心的是南方发生暴乱的危险。卜力认为，北方的排外运动是由暴力行动引起的，因此任何暴力行动，即使它是反对清政权的，都对西方生命财产产生威胁。谋求南方的和平本来是他要求李鸿章留下来的目的，结果没有成功。现在李鸿章已经离开，他仍然必须考虑孙中山、康有为发动的武装起义的前景。卜力八月三日送交殖民部的备忘录揭示，孙中山的代理人在李鸿章离去以后曾同他联系，卜力的回答是建议他们不要举行武装起义。
首先，卜力说，“一些对革新运动深感兴趣的中国绅士”曾告诉他，在广州地区即将爆发叛乱。卜力阐明了英国的上述立场，然后告诫“革新主义”的代言人，不管他对他们的愿望抱有什么的同情，这样一种起义可能引起的对外国人的攻击，会招致西方的干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中华帝国军队的参加，他们也要消灭造反者。作为代替办法，他“革新主义”代言人提出如下建议：
起草一份有许多人签名的送给列强的请愿书，清楚地表明他们所要求的改革，并且说明，他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为了避免在目前的危机中会使列强感到为难的任何行动，希望在作出最后安排时，他们的要求，将在没有生命财产损失以及必然伴随武装起义而来的普遍混乱的情况下，得到坚持和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