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力向伦敦汇报，他的建议已送交孙中山的“革新派”和康有为的一派。他透露，后者包括美国的冒险家荷马李，此人是康有为在旧金山的追随者派到中国来的。荷马李正在推进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即在美国军官的指挥下，用一支由二万五千名苦力组成的军队从澳门攻打广州。对澳门的葡萄牙当局将采取贿赂的办法，对澳门总督则答应用领土补偿作为回报。荷马李赞成与孙中山的力量合并，但被康有为在澳门的支持者否决，他们还拒绝了卜力的建议。也许由于他们已承诺长江流域的行动，并担心再拖延将危及皇帝的生命，所以不同意放弃在广东发动起义进行响应。
虽然康有为不久前送交卜力一份亲欧洲的声明，请求入侵的外国军队恢复皇帝的地位，但这位总督对孙中山的代言人有着更深刻的印象。不仅因为孙中山一派亲近西方，而且这一次还同意“采纳致列强的请愿书”。这就是卜力所了解的他们对他的建议的反应。
人们记得，按照陈少白的说法，何启曾用英文起草了一份政治声明，经兴中会领导人签署后，提交卜力和李鸿章考虑。但在七月初之前，卜力还没有回来。当他向伦敦解释李—孙协议的逻辑性时，也没有提到这个声明。最后，如果他已经收到何启的这份文件，他就没有必要在与“革新主义”的同情者会见时进一步提出要求。这次会见大概是在一九○○年七月下旬或八月上旬。这就使我们作出暂时的结论，何启的这个叫做“平治章程”的声明，并非李—孙谈判的产物，而是孙中山后来通过何启向卜力提出建议的结果，是对总督上述建议的回复。换回话说，孙中山的集团可能已在考虑推迟计划中的惠州起义，期望依靠入侵北方的军队取得政权。
当然，这并不排除早些时候为了李鸿章的利益提出类似建议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他们就会明确地提到两广独立；但是，何启的文件勾画了一个未来的民族政府的轮廓这一事实，已把这个文件与向李鸿章提出的建议区分开了。但是，说何启的声明是受到卜力建议的启发，这一说法得不到充分的证实，因为总督从没把它转送伦敦，或是承认收到过它。只有革命党人的资料说它已被送去，而唯一可以得到的版本是中文的译本。
毫无疑问，这个声明是由何启写的。它包含有他一贯提出的建议，而且看来是特地为赢得欧洲人的赞成而写的，欧洲人认为，外国的保护是改造中国最有效的方法。义和团和清政府的排外主义应受到谴责，而那些高级官员的犹豫不决也要受到指控。声明的签名者已准备采取行动，但需要外国的支持，为了中外双方的利益重建中国。他们为此提出了章程六则，希望英国及其“盟友”帮助它实现。
这个章程没有明确宣布共和体制，只是规定未来的政府首脑将是关心人民的愿望而又受宪法约束的人。外国外交官将组成一个中央政府的临时顾问团，总领事则在地方上起相似的作用。其他的建议包括：强调联邦制和地方自治，逐步推行选举权，使官僚政治、立法和考试制度现代化，答应不加限制地和一视同仁地向外国的工商业利益开放中国的门户，放弃中国的海关自治，保护传教士和教堂。所有这些全是从何启以前的著作中搬过来的。他们还计划向传统的文人学士让步，建议把有贡士功名的人，送到省和国家的立法机关中去。
一九○○年八月初，《德臣西报》甚至提出了一个更加显眼的亲欧洲纲领，虽然该报建议保留光绪皇帝，但它所勾画的重新组成的中国政府的轮廓，总的说来与何启的纲领是一致的，而在这个月的月底，何启实际赞同把《德臣西报》的计划作为向联军推荐的方针。谢缵泰认为该报的社论是“何启博士根据我们的政治纲领的条款写的文章”。这篇社论警告说，“复仇者正从全球各地跑来，他们一定会到达北京，即使要用尸体铺路也在所不惜。北京将被从地面上抹掉。……”
八月十八日，卜力再次请求伦敦同意谈判。他电告张伯伦，康、孙两派“正在罗致一些可疑的外国人，准备在广州及其附近地区展开积极的行动”。由于此举会损害英国的利益，他问道，假如“给予康有为和孙中山如下的保证是否妥当，如果他们放弃这种行动，女王陛下政府将在解决目前困难的过程中，考虑并促成人们可能要求的任何公平合理的改革”。两天后，张伯伦答复，英国政府不能“许下任何这样的诺言”，并进一步指示卜力压制像康有为和孙中山那样的中国鼓动者。所以，卜力为孙中山所作的第二次努力，和他第一次与李鸿章的联系一样，又归于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