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香港还未提到革命党人与李鸿章之间的联系。然而，卜力刚回到这个殖民地，孙中山的一个代表，可能是何启，就来与他联系，然后卜力就开始为密谋者发电报向伦敦呼吁。他的第一封电报向殖民部报告说，反满起义计划将于“两周内”在湖南和南方爆发。信任他的“中国绅士”向他保证，造反者不排外，并且希望在他们取得某些胜利后得到英国的保护。卜力接着说，李鸿章“正在向这个运动卖弄风情，传言他想自立为王或是总统”。在介绍了刘学询和孙中山的谈判之后，卜力断定，关于起义计划的报告看来是可靠的，所以英国应该准备照料它在长江和西江流域的权益。
十三日，在接到瑞天咸预先的通知，说孙中山一行正从新加坡返回后，卜力又电告伦敦，如果赞同孙中山和李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于英国的利益将是最好不过的。李鸿章表示要武装“革新派”，而英国总督认为提出的协议对南方的安定是个保证。他担心“任何大的骚动都可能演变为一场排外运动”。
由于卜力事先得到朋友们的介绍，加上香港、伦敦两地由于义和团危机而人心惶惶，孙中山这时也许比他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得到英国官方的同意。虽然张伯伦和沙士勃雷同意香港政府的意见，但他们强调卜力建议中的条件语句，即只有孙中山得到李鸿章的同意而回来的时候，他们才撤销驱逐令。可是，在七月八日，北京政府已重新对李鸿章施加压力，并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于朝廷的安抚，以及反战的官员催促他去北方挽救时局，李鸿章现在准备撇开他和孙中山的谈判前往北京。
七月十三日，卜力从驻广州领事斯科特那里得到消息，并在次日发出指示，应当立即劝李鸿章重新考虑他的决定。沙士勃雷也电示斯科特，如果李鸿章留在广州，对和平事业最为相宜。李鸿章客气地拒绝了这个劝告，询问路过香港时他能否得到接见。总督与此同时，要求伦敦允许强行扣留李鸿章。卜力赞成盖斯科因的看法，认为李鸿章不会提出抗议。他还引证了上海汇丰银行一个职员的电报，这个职员说他担心李到上海会有害英国领事与长江流域官员的良好关系。卜力在伦敦反复考虑之际，于十七日又发出另一封电报，宣布李鸿章将于第二天上午到达，他和他的军事顾问相信，李的最新任命肯定出自臭名昭著的端王，英国政府应不给予承认。他想在等待张伯伦的指示期间扣留李，他希望能在上午九时前接到指示。但他不需要等很长时间，因为就在同一天张伯伦来了电报，禁止扣留李鸿章或采取任何强制手段干预他的行动。主动权就从卜力手中转到李鸿章手里了。
由于巧合，载着孙中山、宫崎等人的佐渡丸号船于十七日抵达香港，预期这天李鸿章也从广州到这里。孙中山和他的朋友们当船进港时，发觉事情进行得不顺利。孙中山仍然被拒于这个殖民地之外，宫崎和清藤由于新加坡事件也在被逐之列。孙中山在当地的同事告诉他，在安排于明天上午的会见中，卜力将做最后一次努力使李鸿章留在广州。如果李同意留下，或者他在会后被扣留，那么，将允许孙中山上岸并同他谈判。虽然孙中山曾告诉宫崎，他对这个年事已高的国务活动家对政治形势是否具有远大的眼光没有太大的信心，但他认为值得一试。他的朋友表示赞同，认为这是在广东、广西建立一个基地的独一无二的时机。当然他们都不知道卜力已经受到张伯伦的节制了。
十七日，何启的朋友、议政局议员韦玉拜访了卜力，为有亲属在广州的香港中国居民请命，要求总督利用他的影响留住李鸿章。他对卜力说，一个“和衙门有密切关系的著名中国官员”已来到香港，并且告诉他，尽管李鸿章不敢无视皇帝的旨意，但如果有一个拒绝的借口，他是欢迎的。
这位官员是刘学询，他显然是自作主张，或者是为广州的官绅说话，因为第二天李鸿章会见卜力时，并没有想留下的任何表示。李不仅不提和孙中山约会的事，反而力劝总督禁止颠覆分子利用香港作为基地。另一方面，在与卜力的谈话中，他还暗示，如果列强决定用一个汉族统治者来代替满族统治者，他本人是同意的。
卜力对李鸿章决定离开表示遗憾。李鸿章说，他不能违抗皇帝的旨意，并坚持说这个命令是由西太后和皇帝签署的，而不是端王签署的。总督敦促他改变主意，以保证维持南方的和平与安宁，指出像张之洞那样强有力的官员尚且不能维持湖北的秩序，那么“广东这个地方没有了总督怎么能控制呢”？李鸿章回答说，广东人比湖南和湖北人更为“明白事理”。然后，他开始“转守为攻”，宣称广东和平的主要危险来自香港。他说，这个殖民地充斥了三合会徒和其他“危险人物”，这些人正是被他的有效的镇压措施驱赶到这里和新加坡的。他断言，约有三万人已集中在这两个殖民地，准备在不久的将来进攻广东。总督因此向他保证，他将保持香港的安宁，那些知名的三合会员已受到严厉的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