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瑞天咸仍然感到日本人的在场是令人厌恶的，担心如果他们不能说服康有为与孙中山联合，便会使用暴力来预防康有为干扰他们的计划。此外，他还怀疑他们打算在新加坡购买军火，利用这个殖民地作为孙中山起义的一个立足点。因此，在七月十一日，宫崎和清藤得到通知说，他们被驱逐出新加坡管辖界，此后五年内不得入境。同时，根据康有为提供的情报，对已经离开的内田，和根本没有到此的平山，也发出了同样的命令。犯人们急于立即离开，因此允许他们乘佐渡丸号船，它于次日经香港开往日本。尽管总督没有对孙中山采取官方行动，但他清楚地表明，他不允许在他的领地上进行革命鼓动，他甚至想说服孙中山：“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正当中国面临外国入侵的时刻，煽起新的骚乱是不明智的。”考虑到康有为的态度使原定的访问目的成了泡影，而英国人总的说来又对他的活动表示反对，孙中山便带着另外几个同伴和被驱逐的日本人一起登上了佐渡丸。
七月十七日，正是孙中山上一次满怀希望到达香港海域后一个月，他又回到这里。虽然通向康有为的路被堵死了，但同李鸿章结盟的可能性还是有希望的。孙中山仍然等待着通过刘学询联系的结果。当他们的船到达香港时，他告诉宫崎，他在这个殖民地的朋友已想出了与李鸿章取得联系的另一种办法。
香港的英国人，对于两广权力真空的前景，甚至比广州的官绅更加烦恼。自一八九八年经过一番周折接管新界以来，不过一年的光景，三合会就显然参与了中国的抵抗运动。在谭钟麟任职的最后期间，西江上随心所欲的海盗行为，以及整个地区不受禁令约束的盗匪活动，使英国人不能充分享受他所得到的东西。一九○○年初，李鸿章到来之后，形势才有所好转。直到现在，李鸿章像其他没有参加战争的官吏一样，在他统治的地区保持着比较安定的局面，因此，他应帝国之召即将离开的消息，在这个殖民地引起了惊慌。除了担心包括香港在内的该地区西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外，英国人还对李鸿章的动机表示怀疑。既然过激分子仍然控制着北京，他为什么还愿意遵从帝国的敕令？外国驻京使馆从六月二十日至八月十四日被包围，至今仍与外界隔绝，已经知道德国公使被杀了。不能担保其余的外国人不会遭到同样的命运。由于弄不清楚北方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由于愤慨，大概还由于他们听到的传闻使他们有点歇斯底里，香港的英国人不愿让清政府在南方各省进行行政上的调整。鉴于中国即将被瓜分的可能性，他们就急切地要保护他们在两广的利益。了解到日本人在持不同政见的中国人中间有着强大的影响，无疑使他们害怕被排挤出去。因此，假李鸿章和孙中山能够按照刘学询所建议的方式取得一致，那么在李、孙之间达成协议的想法是可取的。
何启再次积极参与孙中山的活动，并试图利用卜力总督的斡旋，劝说李鸿章宣布两广独立。以李鸿章为首的新的南方政府，将邀请孙中山的一派势力合作，并请英国人来保护。革命党人的第一步是要争取卜力，然后请他或英国在广州的代理人充当与李鸿章联系的中间人。孙中山曾同意这个计划，并同其他兴中会会员一起，签署了一份由何启用英文起草的声明，阐明了它的政治纲领。这个声明送给了卜力，他表示同意，然后请驻广州的英国领事试探李鸿章的态度。李鸿章没有表态。
虽然英国资料没有证实陈少白所述的细节，但确实提供了卜力有意充当李、孙之间诚实的掮客的证据。然而，却没有迹象表明李鸿章已卷入到革命派所宣扬的那种程度。到那时，孙中山已经收到刘学询的信，并已经路过香港去西贡了。当然，这并不排除何启在卜力回来之前已经拟好这个计划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他就可能同暂时代管香港政府的陆军少将盖斯科因有过接触。但是，这位将军在六月二十日首次报告李鸿章已接到北上命令时，并没有提到革命党人。他确实曾建议制止李鸿章离开广州，但殖民部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行的。次日，盖斯科因报告，李鸿章带着一百人的私人卫队，打算乘一艘招商局的轮船来香港，然后换乘加拿大太平洋轮船公司的一只开往上海和天津的船。尽管盖斯科因仍然认为扣留李鸿章是可行的，但他也认识到这种做法是冒险的，会使一个他仍然认为对英国友好的人成为敌人。但是，李鸿章要求允许他路过这个殖民地的事实，却具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他是在寻求一个违抗朝廷的体面办法。或者，他也许是需要英国对他作出某种赞同的表示，以提高他所扮演的调解人的威信。他在伦敦的门徒罗丰禄试探英国的态度，而沙士勃雷在六月二十二日回答说，英国不反对李鸿章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