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康有为的一些用中文写的文章表现了排外的倾向，而英国外交部通常总是用嘲笑回答他言过其词的声明。但英国对他的安全比对孙中山的安全更为关心。康有为支持皇帝这位依然是中国的合法统治者的事实，使英国很难按一般的造反者对待他，虽然他们担心对他表示友好，会使其他列强对中国人说，英国人在“鼓励……推翻中国的……现存制度”。因此香港总督卜力为康有为提供武装警卫，以防清统治当局的暗杀者。在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爵士则遵照伦敦的指示，派了一支锡克分遣队去保护他。
当警察准备好了宣誓书，以便对宫崎一伙下驱逐令时，他们雇用的一个日本译员把即将发生的祸事告诉了他的同胞。这可能是内田于七月六日突然离开的原因，但是，宫崎刚在一年半之前护送康有为去日本，现在由于暗杀阴谋的谣言而感到不安，他因此给这个改良主义者寄去另一封信，慨叹警察的干预，同时请求大隈和板垣的支援。然而，逮捕令已准备好，宫崎和清藤在七月六日被拘留。
从搜查这些日本人的情况看来，康有为的惊慌似乎是有根据的。警察发现了两把“锋利”的武士刀，一把匕首，以及两万七千多元香港和上海的现钞。还发现他们收发的密码电报。受审时他们给人的印象，使警察更加怀疑了。虽然康有为对他们和他之间的事情加以曲解，但他们不想向英国人吐露事情的真相，只是用故事来搪塞，这就引起警察更多的怀疑。他们讲的故事显然是事先商量好了的，因为他们虽然被隔离审查，讲的却都一样。他们坚持说，他们是在内田的陪同下离开日本的，内田代表自己的叔父去中国办事。内田和清藤要去贵州或四川，用他们携带的两万元购买采矿特许权，清藤要留在那里任学校教师。宫崎自我介绍是新闻记者，所带的钱是离开日本前朋友们赠送的。他们三个人决定到新加坡来“见见新世面”，刚到这里，宫崎就觉得恢复与康有为的交往是他的本分。宫崎还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竞选的代理人和“浪子”，在最近五年中已花光了朋友们给他的二十万元。至于那两把武士刀，他们两人都辩解说，有地位的日本人旅行时都带着它。
就在同一天，即七月六日，孙中山在摩根和两个日本人福本日南及尾崎行昌的陪同下前往新加坡，这几个人曾陪他去西贡。这些年来，孙中山仍然期待着他和康有为的首次会见。但是，在他们到达三天之后，孙中山提出的会见康有为的请求，却遭到比过去更为冷淡的拒绝。孙中山当然想去找他的日本朋友。当他及其随行人员得知宫崎和清藤已被捕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尽快离开新加坡。但当日本领事馆告诉他们宫崎等被捕的原因之后，孙中山相信他可以澄清这个问题。他通过日本领事馆与英人联系，七月十日，他当着瑞天咸和另外两个咨询委员的面作了陈述。鉴于清政府与英国处于交战状态，孙中山认为透露他的一部分计划，是使他的朋友获释的最好办法。
他说，宫崎和清藤跟他从日本到香港是为了保护他，正像他们先前保护康有为一样。他也受到清政府的通缉，虽然赏格只及康有为的三分之一。他说，宫崎是个“绅士”，是他的“真正的同事”，他是由犬养的介绍与宫崎结识的，而犬养则得到一位日本富翁和一些矿主的支持。“他在中国政治事态中是很起作用的，这我就不能多讲了”，孙中山接着说，“他之所以说谎，是因他担心会危害我的事业。”至于犯人所带的钱，孙中山保证其中有一些是他的，另一些是募捐来的，但没有平冈的。
孙中山除了替自己的日本朋友作保外，还利用这个机会让英国人知道，他正在设法唤醒中国的民众。他解释说，他来新加坡是为了会见康有为和吸收新成员。虽然康有为不同意他的反满政策，但他想把事情谈清楚，然后商定共同行动。他相信，中国人民迟早会起义的，但他正在设法抚慰并领导他们。虽然他的最终目标是推翻北京政权，但他当前的目标却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南方政府。他保证，他的运动不会引起很大的动乱，但是，“没有这个，中国就不能改造”。他宣称，在南方几省有一支组织得很好的拥护者的队伍，并夸口说，现在的平静，主要就是由于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孙中山相信所有的起义者，“也许康有为一派除外”，能够联合成一个整体。他们都担心中国会被瓜分，所以他的一些人员急于采取行动。如果无所事事，他担心这些人会转向“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