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说梁启超的主动精神和善于筹划的才能能够和孙中山相比的话，那么，不同的是梁启超仍坚持康有为的政治目标。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梁启超最后一次向孙中山作出和解的姿态，他在信中说，全国都因听说皇帝的生命受到威胁而惊动奋发，人们望勤王之师有“如大旱之望雨”。又说，勤王的口号非常宝贵，不能丢掉，虽然他也同意共和政体，但认为要实现它，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恢复皇帝的权力，然后选举他当共和国的总统。这样，两派的目的都可以达到，而他们联合起来就可以召集一支无敌于天下的“千万”人的军队。
孙中山对于这个建议的答复没有记载下来。无论如何，孙中山很清楚，梁启超是永远不会同康有为断绝关系的。孙中山一贯赞成合作，但梁启超却一再在更大的规模上重演接管横滨学校的手法。尤其令人伤心的是，梁启超使华侨相信解救光绪皇帝的武装斗争同样是一种革命，从而窃取了孙中山大部分独有的权利。事实上，在一九○○年上半年，当梁启超及其湖南、湖北的朋友们表现得和孙中山一样具有战斗精神的时候，“改良”和“革命”的细微界线便变得模糊不清了。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危险，即孙中山被推下舞台，而改良派的学者们反而成了主动地采取行动的人。甚至在孙中山自己的阵营中，也免不了意见分歧；谢缵泰就是一个闹独立性的人，他在四月间向杨衢云建议，选举老资格的归国留学生容闳为“维新联合党派的主席”。
孙中山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同意再向康有为发出呼吁。这时，君主共和国的问题不可能成为首要的了，因为皇帝很可能在被救出之前死去。现在主要的事情是把他的谋求权力的努力，与计划中的南方及沿长江一带改良主义者的起义协调起来。尽管梁启超的反复无常使孙中山感到失望，但他还是认为通过与康有为的直接谈判可以挽回局势。
但是，孙中山怎样才能使那些仍然等待着李鸿章作出决定的人接受谈判的结果呢？广州的官绅可能希望把康有为包括进来。相当令人惊奇的是，在改良主义者从中国逃出以后，李鸿章本人一直暗中与他们保持着联系，甚至到了一九○○年春天，梁启超还客气地回答了李鸿章通过日本中间人向他所作的友好表示。然而，即使这些勉强的修补篱笆的努力，也是受不稳定的中国政府支配的，在李鸿章和改良派之间存在着一种你死我活的敌意。李鸿章被派往广东，就是专门为了镇压康有为和孙中山的颠覆活动的。李鸿章对保皇会来说，执行这个任务看来是够无情而有效的。保皇会海外会员的亲属均被逮捕，这年年初在香港谋刺康有为的企图也被怀疑是受广州衙门的指使。尽管李鸿章曾向香港总督卜力承诺，他曾拒绝过一个行刺康有为的建议，但他却把北京给康有为的头颅订下的十万两赏格增加了四万两。李鸿章—特别是他的得力助手刘学询，被看成是广东勤王之师的阻碍，因此，梁启超从夏威夷来信，催促及早除掉他们。假如保皇会能砍掉李鸿章和刘学询的脑袋，便可指望得到华侨雨点般投来的捐款，他们由于自己的亲属遭到报复而十分愤怒。
当孙中山忍不住要小心翼翼地去咬一下广州的诱饵的时候，距离很远的康有为并非连一点碰到它的机会也没有。梁启超可能在一种情况下赞成原谅李鸿章，这就是在革命到来时利用他作为安抚外国人和地方官绅的傀儡。但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康有为，都不像孙中山那样感到有同显要官员联合的必要。康有为不需要李鸿章或任何一个总督的威望，恰恰相反，他自认为是皇帝的亲信，对别人满怀敌意，并企图取消南方官员参加计划中的改良派政府的资格。当孙中山为了在官绅控制的政治机构中谋求一个小小的立足点而上下寻求之际，康有为已经俨然以一个流亡政府的总理自居了。宫崎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代表孙中山前去新加坡找康有为谈判。由于康有为傲慢无礼，毫不让步，加上他的种种担心，终于使宫崎的使命归于失败。
一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宫崎在清藤和内田的陪同下，到了这个殖民地。当他写信给康有为请求会见时，他受到了客气的但是坚决的拒绝，康有为的理由是他受到英国当局十分严密的保护，因此不能接待来访。实际是康有为已事先得到香港的来信和电报向他发出警告，说有一伙日本人前来暗杀他。可想而知，他的同事们的担心，起因于早些时候与刘学询会见的消息。因此，康有为当宫崎再次提出会见的要求时，更加怀疑，于是在七月五日，英国警察采取了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