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康有为抵达日本后，孙中山试图通过宫崎与他会见，但遭到拒绝。日本对被放逐的两派都支持，仍然希望把他们合并一起，犬养在自己的家里安排了一次两派的会见。康有为又拒绝了，让梁启超代表他。代表革命党人的是孙中山和陈少白，后者第二次访问台湾刚回来。会见变成了通宵的会议。犬养由于不懂中国话，便中途退场，由他们自行交谈，这三个中国人谈得很融洽，对于未来的合作问题进行了讨论，梁启超声称，他要把此事同康有为商量后再作答复。
孙中山两天后派陈少白和平山到康有为的住处去拜访，相信能达成一项协议。除了康有为和梁启超外，还有其他三位改良主义者在场，会见一开始，陈少白就宣布清王朝的破产，指出，非革命不能救国家。现在，康有为自己已成为北京政府的暗杀目标，陈少白希望这位改良派的领袖认识到，企图凭借朝廷来工作是毫无意义的。康有为在回答中表明，他对当今皇上的忠诚仍然是坚定的；他曾得到皇上的恩宠，因此在皇上处于危难之际他决不忘记他；他的目的是筹建一支军队，把皇帝从他的敌人手中解救出来。陈少白指出，革命党人对皇帝没有私怨，他们唯一关心的是拯救国家。如果革命取得成功，他们是不会对不起他的。但在讨论了三个小时之后，事情很明显，康有为仍无动于衷，可见梁启超关于合作的建议，他的老师一点也不赞成。
康有为和年轻皇帝的私人关系，是他的一张王牌，如果正统王朝被推翻，这张牌也就一钱不值了。所以他坚持认为，他仍是以皇帝的名义行事的，是皇帝授权他继续向那些破坏变法、剥夺他的权力的篡权者进行斗争的。
在这个节骨眼上，改良主义者王照的态度很重要，因为他曾经是皇帝的心腹。他从北京出逃，也是由日本人策划的。但在东京，他更像是康有为的囚徒，而不像是支持者。由于王照从前在宫廷中的地位重要，所以他是逃亡者中唯一能证实或反驳康有为所谓皇帝给了他衣带诏的人。康有为宣称，皇帝的衣带诏命他起兵，把皇帝从西太后的控制下解救出来。王照显然知道所谓衣带诏纯是捏造。因此康有为极力阻止他在日本传播这个消息。梁铁君是康有为追随者中的打手，被委派对王进行监视，不让他说话。
但是，就在与革命党人开始会谈时，王照突然强烈抗议对他的待遇，抱怨他被剥夺了自由说话的权利。康有为于是大怒，命令梁铁君把他拉出去，并对别人解释说，王照已经疯了。此插曲没有逃脱陈少白的注意，他示意平山留心照看那位康有为不喜欢的客人，找出王照对康有为不满的原因。几天后，趁康有为及其同伙对自己的囚徒没有防备之机，平山偷偷把王照带到犬养的住所，在那里王照揭发衣带诏是假的。康有为悔恨交加，知道陈少白对揭发他这件事起了作用，于是把革命派看成是他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之间的对立就更大了。他拒绝把他所谓的衣带诏拿给东京的任何人看，声称他在逃离北京时不得不把它烧掉了。日本人和孙中山的一帮人当然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康有为的这一招在轻信而又教育程度不高的华侨中却获得成功，康有为开始向他们讨好了。
康有为与王照的冲突，使他和日本人的关系冷淡了，日本人开始把他当作是外交上的一个难题。一八九八年底，一个对改良派不那么热情的新内阁在东京执政，同时由于清政府对给予康有为帮助提出强烈抗议，日本人就命令康有为必须离开日本，由他的东道主提供旅费。康有为于一八九九年夏天前往加拿大，同年七月在这里成立了保皇会，这个组织几乎破坏了孙中山在华侨方面的计划。但是，日本人并没有把改良派从他们的名册中勾销，也没有放弃最终使他们与革命派言归于好的希望。
显然，改良派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康有为的许多门徒在文章和言谈中对君主制度和清王朝表现出不尊敬，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革命党人。湖南的改良主义者毕永年是个有功名的人，他是谭嗣同的亲密伙伴，已经与孙中山结盟。一八九九年夏天，正是康有为最得力的学生梁启超，成了异端邪说的带头羊和革命思想的主要阐述者。
梁启超的主要宣传工具是报刊，他到日本后不久创办了《清议报》，继续他在上海《时务报》开始的工作，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的思想和历史。甚至当康有为在场的时候，梁启超也危险地转向反满主义，以致有一次康有为认为有必要毁掉他的一篇特别具有煽动性的文章的印版。但是，当康有为在加拿大时，梁启超和另一个闹独立的改良主义者欧榘甲便宣传共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