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导致了一八九五年春发生在上海的陈少白与康有为、梁启超之间的会见。陈少白代表革命党人，意在武装广东的乌合之众；康有为和梁启超则希望用他们的请愿书、奏折和汉代的董仲舒以及今文经学的论点掌握政权。孙中山及其追随者极想同知识界联系，这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康有为可能持有反朝廷的观点吗？尽管他不一定考虑过与革命党人休戚与共，但我们有理由同意陈少白的这种看法，即康有为对革命的前途表示出某种好奇，甚至是同情。此时，他有十足的理由感到辛酸和沮丧。因为不仅和日本的战争变为一场灾难，而且他自己这八年来也是怀才不遇。康有为与孙中山一样非常急切，虽然他有许多不寻常的机会可以发表意见，但这些都远没给他带来他所追求的全国承认和影响。他在广州吸引了一些像陈千秋和梁启超那样年轻有为的学者。但是，他不仅没有被当作近代中国的新圣人和救星来被人欢呼，而且因其对古典传统进行破坏性的解释，招致学界的厌恶并引起保守的文人学士的怀疑。一八八八年，北京的官僚拒绝转呈他给皇帝的变法上书。然而他的第一本著作《新学伪经考》一八九一年出版时在知识界引起了一场“飓风”，但三年后此书便遭禁锢，连印版也被焚毁了。同年，即一八九四年，由于他的异端邪说使主考官感到震惊，他也就没考中进士。
这些失意的事，再加上新的外部危机，驱使他在一八九五年上半年在路上和革命党人相遇时，向他们含情脉脉地瞟上一眼。然而，在此后的几个月中，当孙中山的起义者在广州大难临头之时候，康有为终于成功地在士大夫的殿堂上得到了立足点。如果说在不远的将来有什么传奇故事的话，那就是康有为在北京的突然成功轰动了全国，加深了他同革命党人之间的鸿沟。
在上海和陈少白分手之后，康有为及其随行人员于一八九五年三月来到北京。他们一个月之后就利用对和平条约的强烈抗议来为自己谋利。这个条约是四月十七日日本当局在马关强加给李鸿章的。五月，他们的抗议达到高潮。当时，康有为起草了一篇一万四千字的请愿书，有一千二百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应试者签名。他要求抵抗日本，并极力主张把首都迁出北京，以便能够较为安全地开创一个激进变法的时代。他所提的措施，实际上包括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等各个方面，他的建议在精神与内容上同何启在此之前代表兴中会提出来的建议相似。这篇上书又被主考官扣压了，但它的内容却广为传播，康有为遂跨到爱国变法运动的前列来了。他终于考中了进士，为了庆祝，他又第三次上书皇帝。鉴于和平条约已被批准，所以他取消了先前的抵抗日本人的建议，而集中谈变法大计。六月，这篇上书被转呈给皇帝，终于引起了皇帝的注意。
康有为对授给他的低级官职不予理睬，开始组织改良运动。他在北京创办了一份报纸，并于一八九五年八月建立了“强学会”。迅速在上海和其他中心地区成立了分会，达官贵人和有影响的外国人，像李提摩太和英国公使欧格讷都保证给予支持。总督张之洞、刘坤一和王文韶捐银五千两作为该组织的经费。袁世凯，这位正在青云直上的年轻官员，也加入了变法的行列。然而，李鸿章提供的援助遭到了拒绝，因为在爱国的改良派眼里，他在马关犯了叛国罪。无论如何，李鸿章的权力看来是越来越小了。
在取得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后，康有为自然就对孙中山十月在广州揭开的序幕漠不关心了。当广州的起义者带着他们有赏格的脑袋四处躲藏的时候，康有为正在同中国社会的精华亲切交谈。次年，顽固派迫使康有为在上海和北京的组织解散，改良运动的势头受到一点压抑，但并没有停止。繁荣起来的新闻事业，梁启超主办的上海《时务报》，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和另一个弟子广东人徐勤主办的澳门《知新报》，都如实地传播着变法的消息。
一八九六年初，革命党人试图再次与体面的改良主义者取得联系。这是早期的兴中会会员谢缵泰主动进行的，他于一八九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在香港会见了康广仁，又于十月四日会见了康有为本人。据谢缵泰说，康有为“在双方秘密地交换了意见之后，同意合作”。这个简短的谈话，证明没有得到什么确定的结果，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孙中山将被排除于任何可能的合并之外，谢缵泰作为杨衢云的支持者，对这个条件并不反对。特别是在伦敦事件之后，对康有为来说，把自己的名字与孙中山联在一起，是太冒险了。他的弟子麦孟华把孙中山斥为“盗匪，会党分子，使中国丢尽了脸的人，因为他是通过沙士勃雷伯爵的干预才从中国使馆获释的”。虽然改良派公开地拒绝与孙中山联系，而私下里又拉拢它在革命阵营中的敌手，但是，为了扩大在日本华侨中的影响，他们还是非常愿意接受孙中山、陈少白派的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