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来日本之前，陈少白已决定改进横滨华侨教育的可怜境地。在那里，只有一所旧式小学，根本没有中学。那些想要受更好教育的人，只好进外国学校，他们在几百个欧洲少年和一些日本少年中，是仅有的两个中国人，自然就成了学生恶作剧的对象。那些欧洲人常常以叫喊“中国人最脏”来侮辱他们，在受了“西方帝国主义压迫”四个月后，冯自由便决定退学回家。
冯自由的父亲、孙中山的支持者冯镜如，和其他几个有影响的华侨，很赞同陈少白在横滨开办一所新式华人学校的建议。一八九七年孙中山从西方回来以后也赞成此计划。但是，由于兴中会的成员既没有教学的能力，又找不到合适的教员，陈少白就建议梁启超来担任此职。对于梁启超管理一个新式学校的资格，那是毫无怀疑的，而且孙中山也欢迎得到一个接近改良派的新机会。这样，陈少白在去台湾之前，就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当他们的使者邝汝盘到达上海后，才发现请不到梁启超，不过康有为推荐了他的另外几个信徒。康有为坚持要把孙中山提出的校名中西学校改为大同学校，以适合他对儒教的偏爱，尽管这在当时是一件小事，但可以看出他对一个哪怕是表面上的联合事业也采取专横的态度。
这所学校将由徐勤管理，招聘的教师于一八九七年到达，他们没有给孙中山的追随者马上造成惊恐。虽然一些中国基督教徒对每个星期天要在孔子像前叩头表示不满，也有个别非广东人反对教师的地方主义，但总的还是同意该校在激励爱国主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革命党人与徐勤及其同僚的关系是很友好的，对于思想上的分歧并不在意。他们乐于和改良派联合，赞成“救国”的主要目标，由于这年下半年德国占领胶州引起一个外国侵略的新高潮，这个口号得到了人们的热烈响应。
但是，一八九七—一八九八年的危机导致康有为在国内地位的发生惊人变化。由于有更多的知识分子以及皇帝本人都反抗这一空前的威胁，改革的障碍似乎消除了。康有为马上又上了两次书并成立了“保国会”，于是在一八九八年六月，他得到了皇帝接见的莫大荣誉。在这以后，皇帝连续颁布了有着康有为激进变法计划的印记的上谕，目的在于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现代的君主立宪国。
由于他们的老师站在皇帝一边，主持了著名的“百日维新”，康有为在横滨的追随者发现与孙中山共事很尴尬。他们接到康有为的命令，叫他们断绝同革命派的联系。于是，这所已经成为华侨文化活动中心的学校，便对孙中山及其影响关上了大门。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曾发起创办这所学校，现在，校门上挂了一块禁止孙中山入内的牌子，这个与改良派首次合作的计划，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就横滨的兴中会会员而言，康有为迅速而耀眼的兴起已使孙中山黯然失色，甚至像冯镜如这样忠实的追随者，也准备改变其忠诚。在此期间，宫崎一直在香港寻找机会，中途又在广州停留，徒劳地斡旋于兴中会支持者和康有为一派之间。
然而，一八九八年九月，以西太后为首的反动派，在一些前改良派的支持下，进行了猛烈的回击，“百日维新”倏然结束了。六位改良派人物——包括康有为的弟弟和圣徒般的谭嗣同——殉难，康有为、梁启超和他们的许多追随者也都逃命去了。
此时，日本人企图指引中国历史的航向朝着它自己的目标前进，改良派也抛弃了他们先前对接受外国援助的谴责。在日本政界一些最有权势的人物的策划部署下，平山被派去天津接梁启超，而宫崎则被派去香港，康有为在英国的保护下已到达香港。接着，两位改良主义者被陪送到日本，他们的恩人希望促成两个阵营之间的和解，从而使他们在指导中国的复兴中能支配这一不可忽视的工具。至于孙中山，则准备忘掉过去所受的侮辱，欢迎这些同他一样从清王朝暴政下逃亡出来的避难者。他以为，他们之间的隔阂已经消除，终于可以实行在平等基础上的合并了。陈少白在台湾，召集兴中会会员为死难的改良主义者举行追悼会。
尽管康有为诅咒过那些领导群众起义的“叛徒”、“土匪”，现在他自己也被推上这条卑贱的道路了。他所爱戴的君主实际上已成了囚徒；他要恢复权力，保证自己的政治前途，唯的一希望就是运用孙中山的策略——在华侨中募捐，在国内招兵。但是，康有为这个人是不肯“居第二”的，而孙中山除了自己的雄心壮志外，不能给他什么，对此康有为又很难满足，除非他放弃自己的野心。所以，在紧接着的谈判中，康有为寻找一切借口避而不见和他对等的那个人，总是派手下的人去替代他；只有当孙中山不在场时，他才参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