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若干可靠消息说，因为我要吊民伐罪，为解除国人备受鞑虏专制暴虐之羁绊，香港政府便将我驱逐。我问了在伦敦的许多朋友，是否确有其事。他们说，英国的法律和惯例都并非如此。但是，我在香港的中国朋友却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请你告诉我，此事是否属实？果真如此，我就要诉诸英国公众和文明世界。
这是孙中山首次公开承认他与一八九五年的反王朝密谋有共谋关系。然而，他的大胆，使英国当局更加厌恶他的态度，一八九七年十月四日史超荷洛克直率的答复，表明对孙中山的威胁满不在乎：
兹奉上峰命函复先生：本政府雅不愿容许任何人在英属香港地方组织策动机关，以为反叛或谋危害于素具友谊之邻国。兹因先生行事，诚如来书所云：“吊民伐罪，为解除国人备受鞑虏专制暴虐之羁绊。”凡若所为，有碍邻国邦交，自非本政府所能容许者。如先生突然而来，足履斯土，则必遵照一八九六年所颁放逐先生出境命令办理，而加先生以逮捕也。
尽管不能确定英国当局的这个断然的拒绝先于孙中山和宫崎的谈话，但很可能是这样。孙中山在伦敦的成功之后所受的这个挫折，却使日本人的泛亚团结的呼吁更加诱人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孙中山忽视了改变英国当局态度的可能性。在他的策略的回旋中，向新的方向运动很少是不可改变的，而这一次倾向日本，是服从于他一贯的实用主义考虑的。但正如宫崎的报告所表明的，孙中山同意接受日本人作为同盟者，还不能说是出于权宜之计。他向他们的呼吁有着异常的热情，更关键的是，其坦率是在向英国人作类似要求时所未有的。康德黎和孟生认识孙中山已有多年，但他们和他的关系，是否有过像宫崎和他第一次会见之后那样的亲密，是值得怀疑的。和宫崎交往，就不需要卑鄙的欺骗、遁词、惹人注目地上教堂和其他一切为了证明他的基督教徒身份所必需的手段。也不需要在赞成向贸易和基督教这些行善的势力“开放中国”时走向极端。宫崎是亚洲人，对中国的灾难有共同感受，看出需要采取激进的解决办法。
他和宫崎与和欧洲朋友之间的关系迥然不同，也说明了他对日本与对欧洲态度的不同。他对欧洲的信念，主要基于他认为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文明具有较高的价值这一理性的信仰。然而，无论欧洲或日本都一再令他失望。西方所以使他失望，是因为它表面上的无理态度，它没有按照它自己的价值标准来看待他。他之所以依恋日本，更多是感情上的；尽管日本积极参与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攻，但它总是得到孙中山特别的体谅和宽恕。日本对孙中山来说是个“天然的同盟者”，有着共同的东亚文化遗产，又同样受西方的欺凌。即使日本与欧洲一起侵略中国的主权，这仅仅是由西方先例的引诱而产生的暂时过错。孙中山认为，欧洲是必须经过说服才能帮助他的；而日本，他认为，这样做是出于它的天性。
他和宫崎的关系迅速加深，不仅是因为趣味相投。这个日本人被孙中山的品质吸引住了，在孙中山的身上看到了武士英雄的自我牺牲精神。虽然政府的政策没有他自己的那样理想，但是，宫崎不仅扮演了东京强权政治工具的角色，而且成了孙中山忠实的战友。因此，他集中体现了孙中山对日本的种种期望。
热情的宫崎和平山周一起，带着他的发现马上回到东京，去接受他们的领袖犬养毅的仔细检查。孙中山再次胜利地通过了考验。由于得到有权势的犬养毅的赞助，孙中山遍访了东京重要的政治派系，他的熟人的名单等于是日本政界的“名人录”。他会见了受尊敬的国会议员尾崎行雄，寡头政治的支持者副岛种臣，以及极端民族主义者的领袖头山满和平冈浩太郎。甚至令人敬畏的自由主义者的领袖和外相大限重信也屈驾接见他。
然而，大限比犬养毅更小心，他不是把对中国的希望放在被放逐的革命党人身上，而是倾向于由康有为领导的、正在兴起的改良主义者。而犬养毅在为他的对华政策争取支持时，则仍注视着孙中山。孙中山是一八九七年底来到日本的，当新年开始之际，大限便离职了。由于政局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犬养毅就更想让他的极端主义同盟者保留孙中山作为后备。
在沙文主义的扩张主义者中，关键人物是著名的头山满，他在幕后指导着他的福冈追随者。在这些人中，有一个是平冈浩太郎，他从前是个士兵，现在则是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玄洋社的领导人。平冈由于有一大笔财产供自己支配—他继承了他家在九州煤矿的股权——从而进入了政界，并同犬养毅一大限派结盟。他应犬养毅的请求，为孙中山提供住宅和他所需要的一切。由于孙中山对东京不熟悉，因此稍懂英语的平山周被指定同他做伴，他们在自己的家里接待了很多日本政治家。为了说明孙中山来日本的缘由，孙中山的朋友让他充当宫崎和平山的华语教师，而孙中山自己也抓紧学习日语。在东京的第一夜，孙中山采用了他此后一直使用的别名：孙中山。“中山”是两个汉字的中文读音，意为“中央的山脉”，日文读作“那卡亚马”，这个名字是他们路过一所房子时，在这所房子的姓名牌上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