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约在一八九七年八月十日到达横滨。同陈少白亲切相会后，他们决定，由孙中山接管同日本人的联系事宜，而他的朋友则去台湾寻找机会，台湾新近被日本吞并，可能是一个进行革命鼓动的适当地方。一个日本朋友邀请陈少白到台湾去，在那里，他还找到了杨心如，后者逃离广州后新近在此地经商。杨心如是杨鹤龄的一个堂兄弟，孙中山学医时，杨鹤龄在香港的商店曾是他们进行政治讨论的中心场所。陈少白在日本滞留了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急于有所举动。这样，当一个共谋者准备把自己置身于日本人保护之下的时候，另一个共谋者则准备去联络不满于日本侵略的受害者。这种结合，和孙中山想与英国人合作一样，丝毫也不矛盾，而英国人还处在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的最前列呢！
孙中山搬进了陈少白在横滨的住所，一八九七年秋，宫崎就是在这里找到了他。宫崎已久闻孙中山的大名，急切欲深入探索并估计一下他作为中国革命和泛亚主义领袖的能力。尽管语言不同，交谈有困难，但在会面时，孙中山总是态度诚恳，对答随和。当宫崎问及孙中山的纲领和策略的细节时，孙答称，他把自治视为政府的最高原则；但是，只要中国还处在“异族”的统治之下，革命就不可能只限于单一的宪政问题。三百年来，清廷欺骗和压抑汉族，致使这个国家陷于目前的虚弱境地。
孙中山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提醒人们注意汉民族固有的进取精神，和那些声称中国还太原始、不适于共和主义的人们相反，孙中山坚持认为，共和主义的精神实质，早已被中国古代的贤哲所预示，并在夏、商、周三代有过体现。人们至今仍然尊崇这些先贤的学说，就是他们的进取精神和理想主义的证据。他们的地方机构，证明了人们管理自己和促进普遍幸福的能力。这些难道不都是近代所谓共和政体的特征吗？他说，“苟有豪杰之士，起而倾覆清虏……代敷善政，约法三章，慰其饥渴”，这样人们的“爱国之志”就可以奋兴，“进取之气”就可以振作。
孙中山试图说明，在以往历次改朝换代中，唯一缺少的因素就是共和主义的概念，特别是联邦之类的概念。军阀乘乱世而起，他们之间的竞争使中国长期不能统一，最后导致野蛮的入侵者或盗匪取得政权。他宣称，避免这种灾难的办法，就是实行“迅雷不及掩耳”的革命，颁布共和宪法。授予地方上的豪强以联邦内的自治权，使他们得到安抚，同时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将足以控制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
很明显，孙中山一直在思考中国历史上的先例，在探索从过去王朝兴衰的老方式中摆脱出来的办法。他断言，联邦共和制这个新方案，会代替旧的方式，中国人有能力迅速地吸收新式的政治制度，他的这种自信反映了他的乐观，在他后来的思想上，这种乐观主义成了一个显著的特点。
在宫崎看来，这充分证明孙中山不是一个寻常的反满主义者，而是具有领导近代政治运动能力的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当孙中山把泛亚的反帝国主义情绪加进他的反满主义后，宫崎就被完全争取过去了。孙中山悲叹：“我国土之大，人民之众，而为俎上之肉，饥虎取而食之。”大国并非利用他们的财富来维护“人道”，给世界带来秩序，而是威胁别人，孙中山宣称，他作为一个相信“人道”的人，不能无动于衷，何况受害的是他自己的国家。他“不得不自进而为革命的先驱，而以应时势之要求”。假如天兴其业，竟有更有才华的领袖来相助，那么，他当即“让渠独步，而自服犬马之劳”。不然，他只有自己肩负起这艰巨的重任。最后他断定，他的党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将完成中国革命，从而“拯救中国四万万众之苍生，雪东亚黄种之屈辱，恢复宇宙之人道”。他说，如果革命成功，“其余问题即迎刃而解。”
在此次与宫崎的恳谈中，孙中山对西方表露了更为严厉愤懑的情绪，这是他从没有过的。夏威夷的英国圣公会主教和香港传教士的门徒，刚对英国人的公平正直表示过感谢，现在却向宫崎吐露了对欧洲人的不满，认为黄种人都是一家。他这样做的明显动机，很明显是为了求得日本人的支持，在调整自己的目标时，孙中山具有雷达一样的敏感性。然而，他在实质上，仍然是个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要引起反欧洲人的大发作是不难的，特别是当他对西方的信任正受到严重考验的时候。当他同日本人接触之际，英国政府正在向他在伦敦产生的欣快情绪泼冷水，孙中山仍然非常想运用舆论力量来打破英国当局的限制，所以最近曾就驱逐他一事，向香港辅政司史超荷洛克提出一个愤怒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