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族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之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所由完成也。
在这篇回忆中，至少有一处，孙中山的记忆是错误的；他留在英国没有两年的时间，他也没有访问过任何别的欧洲国家，三民主义在这时并不像二十多年后他所回忆的那样已明确地形成。出名之后，他发现声明自己的政治思想受到西方的直接影响，比承认来自日本人更等而下之，来自像李鸿章那样的中国敌手，对他反而更具吸引力。他对于当时所得印象的回忆，看来是真的。他看到了工业革命的阴暗面，隐约瞥见他的尚未发展的祖国的一个可能的有利条件：只要采取预防措施，就可以避免西方的随着物质进步而来的社会混乱。但是，到底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则有待于进一步的思考。可以说，孙中山是一个对其周围的人们和思想极为敏感的人，但不是一个有独创性的思想家。
伦敦使孙中山成了一个国际人物，同时又增长了他的见识。但是，当他在一八九七年七月二日离开英国时，仍然没有真正的组织作为他的后盾。这是一个缺陷，对此他只知道一个补偿的办法：为了筹措经费、策划起义而亲自奔走、游说。
孙中山这次归来取道加拿大，一路上平安无事，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使馆仍然叫司赖特的侦探们监视着他。从他们的报告中我们知道，在整个航程中，孙中山一直是呆在船舱里，在甲板上的时间只不过两三个小时。因此，船上的医生不得不劝他多锻炼身体。人们还注意到，用餐时他不参加一般的交谈。这种新近才有的沉默寡言，或许是他对清廷的情报机构提高了警惕的缘故。在加拿大，他的活动极为隐蔽，因为司赖特的报告者表现出伦敦的侦探完全没有的机灵。从他们的报告看来，当孙中山于七月十一日在蒙特利尔上岸后，遇见了一些中国朋友，他的行动十分谨慎。他把他的名字写作“Y.S.Sims”，并且试图掩盖自己的活动。然而，司赖特的侦探还是能够报告他写给美国华侨支持者的两封信的内容，这两封信一封是寄给旧金山的邝华汰的，一封是寄给波士顿的梅宗炯的。他想鼓励他的朋友把国内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说得天花乱坠，以便筹款。
在蒙特利尔，孙中山打听了“印度皇后号”轮船定于一八九七年八月二日从温哥华开往横滨。开始，他生怕与他同船的人中有参加维多利亚女皇六十寿辰庆典后回国的中国官员，后来他发现，只有日本代表团同乘这艘船。他在西行途中，向当地华侨筹措经费，在温哥华和维多利亚，他用了几天时间进行政治活动，受到了基督教卫理公会的中国教徒的款待。显然他筹措经费是有收获的，因为在用自己的名字登上皇后号后，他额外付了一百美元，把房舱从中等换为特等。此时，侦探们的活动也被中国新任驻伦敦公使罗丰禄取消了，他无疑记得孙中山就是三年前去过李鸿章衙门的那个人。在日本，将有别的人来监视他。然而，孙中山还是不断暴露他自己。勇气—领导者具有的品德，在他身上是很完美的。
第6章五东京，对大陆的重新渗透
一八九六年以后的几年中，孙中山勤奋地学习政治戏法的艺术，这是一种比他过去尝试过的更为复杂的艺术。改良派知识分子、会党头目、守旧的绅士、菲律宾的独立战士、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反帝的叛乱煽动者一一这些人都成了孙中山孜孜不倦地进行纵横捭阖的对象。经常是双管齐下、多头并进，不容易理出个头绪来。但是，从一八九七年他来到日本算起，至少到一九○○年为止，他的活动和计划的线索还是可以从那伙日本浪人的活动中找到，他们不仅参与他的一切策划，而且常常是这些策划的发起人。
当孙中山不在东京时，陈少白发现，那些有影响的日本人，不是受理想主义就是受沙文主义的驱使，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他们一直在寻找一位中国“英雄”，以便在他们的帮助下，把中国从西方帝国主义手中拯救出来。通过菅原传和熟人的介绍，陈少白会见了宫崎弥藏，后来又会见了他的弟弟宫崎寅藏。这两个泛亚主义的浪人，都致力于由日本人领导的把黄种人团结起来的理想之中，宫崎弥藏不久即去世，但他的弟弟宫崎寅藏受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家犬养毅的委托，前去试探中国的革新派，因而对兴中会产生了兴趣。陈少白急于造成一个印象，给宫崎看了《伦敦蒙难记》，并试图掩盖国内组织的真实情况。因为宫崎将去中国与其他日本使者会合，陈少白就告诉他几位在香港、澳门和广州的同情者的名字。等到与在中国的平山周取得联系后，宫崎就按陈少白的指点行动。开始，一个名叫何树龄的人不愿与之合作，但区凤墀牧师却欢迎日本人的帮助，并透露孙中山将在第二天到达横滨。这两个日本人渴望会见这位革命领袖，马上启程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