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这个时期孙中山所希望得到的实质性的东西，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支持；即回到香港——他的革命思想发源地的权利。对孙中山来说，允许他进入香港仍将是对英国政策的考验，除了一九○一至一九○二年这一小段时间外，他必须等待十五年，直到他被选为民国的临时总统时，才有在这个英国殖民地登陆但不是居住的资格。这个驱逐政策于一八九六年初制定，在这年秋天得到加强，恰好是孙中山从使馆获释后几天。
在广州起义以后，虽然中国政府最早提出引渡孙中山的要求被香港当局拒绝，但无论是罗宾臣总督还是他在伦敦的上司，都无意让这个殖民地再卷进反对清王朝的起义中去。因此，在一八九六年三月四日，由于确信孙中山有罪并得知孙正在夏威夷为新的起义筹款，罗宾臣便认为孙中山再回香港将是“很不受欢迎的”。经最高行政会议同意，他发布了一项对孙中山的五年驱逐令，从发布之日起一个月后生效。
然而，由于拒绝引渡孙中山，广州与香港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虽然引渡的要求传到时孙中山已离开香港。使谭钟麟总督怨恨的是英国所持的态度：“凡交出的人不能被砍头”。由于预料还会有其他起义，英国外交官感到担心，只要煽动叛乱仍然不能作为引渡的依据，同中国的关系就会受到损害。他们想要安慰中国政府的愿望是这样强烈，以致在一八九六年夏，罗宾臣和驻北京公使窦纳乐爵士建议放弃这条公认很好的英国法律准则。他们所担心的只是清政府可能把这种让步视为软弱的表现，因此要求中国割让九龙一边的领土给香港作为交换。虽然这个计划遭到伦敦的坚决拒绝——沙士勃雷预料这一举动会引起议会的争吵和同外国的纠纷，而且殖民大臣张伯伦对用中国政治避难者作领土交易则感到道德上的厌恶—但是这种考虑暴露了英国政策的现实基础。
孙中山在英国被绑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道义上的公愤，但英国官员很快就向中国政府保证，他们并不同情反王朝的起义。尽管总理衙门因其驻伦敦公使的违反外交准则的行为而受到谴责，但是沙士勃雷还是欣然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要求，即香港不应成为“反对帝国安宁的运动的基地”。所以殖民部命令罗宾臣“预先防止反对中国合法当局的任何革命企图”。在孙中山写这篇文章之前，英国政府已经对他的“善意的中立”的要求做了回答。
孙中山一直等到他重返东方后，才对这个决定提出反对不满。在此期间，仿佛为了使自己适宜于充当在获释时所设想的领导者的角色，他作了一次最大的努力来扩大他的知识领域。据司赖特侦探社的报告，在一八九七年的头五个月，孙中山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度过的。康德黎也说：
孙中山没有浪费一分钟时间去玩乐；他总是不停地工作，阅读一切学科的书籍；如关于政治、外交、法律、军事和造船、采矿、农业、特畜饲养、工程、政治经济学，等等，都引起他的注意，并且仔细地、坚持不懈地加以研究。很少有人在追求知识上达到他那样的范围。
尽管，一个像报告中所描写的孙中山那样求知欲很强的读者，能否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领会那么多的书，是值得怀疑的；但毫无疑问，他在政治上变得比较老练了。他大概还研究了马克思、乔治、穆勒、孟德斯鸠以及其他人。另外，他还进行了大量的个人接触，包括一些俄国政治流亡者。
在这些俄国人中，伏库浮斯基显然是其中之一，他是英国“俄罗斯自由之友会”的机关刊物《自由俄罗斯》月刊的编辑。伏库浮斯基由于持有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点被判刑，在圣彼德堡的士吕塞尔堡要塞被单独囚禁了七年，在西伯利亚流放了十一年，于一八八九年化名“布兰特”逃往加拿大，一年后移居伦敦。对孙中山来说，正当他开始一个危险的革命生涯的时候，遇到伏库浮斯基这样一个既有决心又有勇气的人，一定受到启发和鼓舞。这些俄国人，继续向一个比清王朝更有效率和更加残酷的暴政进行斗争，他们是孙中山所遇到的第一批外国革命者。
诸如此类的接触，加上他深入细致的阅读，使孙中山对欧洲的政治倾向有了新的理解。他开始明白革命是一种普遍的进程。他在伦敦的第一个星期，欧洲的巨大成就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但是，当他在九个月后离开时，他认识到工业革命并没有使西方社会所有的人都得到利益。对西方的首次访问，为他以后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对抗打下了基础。孙中山的所见所闻让他有理由相信，只有剧烈的社会革命，才能医治伴随西方政治经济发展而来的对社会的漠不关心。在他的周围，到处都是正在到来的骚动和阶级冲突的征兆。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和费边分子，美国的民粹派和单一税论者，他们都在抗议不公平的财富分配。工会盛行，罢工迭起。甚至非社会主义的政府也在通过社会立法，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变革，或者国家对经济秩序进行更多的干预，现在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唯一的问题是，进化论的方法是否合适；根据孙中山的回忆，他是从社会革命的角度去看未来的欧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