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个胜利有多大的决定性意义？孙中山并不满足于取得个人和宣传上的胜利。他想把这个胜利变为对革命的正式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说，“绑架”事件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目的。广州起义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使西方、特别是英国认识到它在反对清王朝事业中的共同利益。孙中山同使馆的冲突不仅加深了这种信念，而且使这种信念膨胀到不现实的地步。他向区凤墀进一步报告说，使馆拘留他，“全国震动，欧洲震动，天下震动，天下各国亦然”。他夸大群众的愤怒浪潮，说它终于迫使沙士勃雷向使馆施加压力，最后释放了他。这是一种把政府最高层席卷进去的力量，这种力量，孙中山本来希望发动起来反对清王朝的。
然而，公众对东方的代理人在伦敦中心被绑架表示关切是一回事，对革命的政治支持则是另一回事。英国政府已经有了中国当局执法粗鲁的充分证据。很难期望这个新的证据会动摇英国对华政策的基础。然而，孙中山却相信，绑架事件影响了全世界。在英国报纸对他作了耸人听闻的报道后五个月，他要求英国政府同意“革新党”对清王朝及其达官贵人的斗争。在一个名叫柯林斯的帮助下，他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发表在一八九七年三月一日的《双周评论》上。孙中山作为在中国政界一个严肃的有影响的人，怎样在该文中提出凭证，歪曲他先前与官绅的关系，仿佛不是他们拒绝他，而是他不屑于和那些腐败的人为伍：
关于我自己，我只消说一点就够了，在选定学习医学之前，我的早年时期是在同中国官僚阶级的亲密交往中度过的，我的朋友们急于为我疏通，以使我步入社会生活之门，正如最近十年来我的很多熟人所做的那样。因此，我有一切机会并受到充分的鼓励来研究目前我在写的题目。
孙中山在分析中国的弊端时，把人民和他们的统治者分开。他把满族和汉族的官僚归并在统治者一类。他指责道，虽然满人受惠于官僚制度，而且无能力改造它，但正是这个制度本身成为中国落后的根源。腐化、怯懦、排外的并非汉人，而是这个满、汉联合的统治集团。一个任人唯亲和卖官鬻爵的政府，是既不能实现国家现代化，也不能保卫它的边界的。人们期待李鸿章用工艺革新来改造中国，就如人们期待“用银餐具把食人生番变为素食主义者”一样。至于他自己的解决办法，他明确地指出：
只有彻底推翻目前这个极端腐败的政权，由汉族人建立一个好的政府和廉洁的行政机构，起初是在欧洲人的指导之下，然后在若干年内，由欧洲人在行政管理上进行帮助，这样才能实现任何进步。单是采用铁路或欧洲物质文明的任何这类设施，由于它们打开了新的敲诈勒索、贪污盗窃的门路，反而会使事情更坏（即使这类设施是像那些相信李鸿章的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可以办到）。……这里完全可以说，大不列颠和其他列强善意的中立，就是能使我们用一个健全的制度去取代现存制度所需要的全部帮助。
他的呼吁的实质，事实上同何启的一样。一八八七年何启把中国的问题归因于它的“道德败坏”，现在孙中山指出，中国的“种种弊病确实根源于道德”。他重复了一八九五年何启的论点，然后承诺，在新政府领导下的中国，将向英国提供清政府未曾给予的贸易和投资的机会，而且它会强大起来，足以降低英国对于俄国来犯的忧虑。关于自由地雇用外国顾问的保证，是借此向读者保证，他要认真地实行改革，而英国的影响将有助于建立新的行政机构。至于他的运动有能力取得民众的支持，集结改革所需的人才，他认为是毫无疑义的。他自夸在军队中获得广泛的支持，并且通过使用“革新党”这个名词，给人这样的印象，也就是他是代表各方面的先进分子，包括已经行动起来的知识界中的改良派说话的。此外，孙中山从他所宣称的“全体人民”都已行动起来，反对清王朝这个改革的主要障碍出发，以十分简单明了的语句，把中国的革新问题提了出来。清王朝行将倾覆，革新派已准备掌握政权，需要的只是外国人的“善意的中立”。
英国的决策者本可以赞同孙中山所提出的最终目标，但在绑架事件以后，他们不比一八九五年有更多的理由来鼓励他的政治活动。正如寇松勋爵所说的，英国在这个时期，在中国的目的是“在一个竞争的时代保持我们在一个垄断的时代已经得到的东西”。由于英国人正在同其他列强、特别是同俄国争夺在中国的权益，因此他们根本不可能去鼓励一个颠覆运动，从而触怒北京政府，尽管这个运动自称是亲英国的。只要清王朝对外国人还处于可以给予或者拒绝给予恩惠的地位，英国就不愿在一场输赢难测的赌博中下这个赌注。由于它在中国比任何别的国家有着更大的利害关系，它也就最经受不起卷进孙中山的政治冒险了。虽然英国赞成中国改革，但其政策的直接目的不是中国的革新，而是维护其眼前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