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获释的第二天，写给《泰晤士报》以及这个城市其他报纸的信，反映了他对英国公众的公平感的信任，以及他自己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的精明。他写道
予此次被幽禁于中国使馆，赖英政府之力，得蒙省释。并承报界共表同情，及时援助。予于英人之崇尚公德，力持正义，素所钦仰。身受其惠，益堪征信。且予从此益知立宪政体及文明国人之真价值。敢不宜竭其愚，以谋我祖国之进步，并谋所之开通吾横被压抑之亲爱同胞乎。
应剑桥大学翟尔斯教授之请，孙中山写了一篇传略，这位教授是经康德黎介绍认识的。在一位编辑的帮助下，孙中山还写了一篇描述这次历险的激动人心的《伦敦蒙难记》，这本小书于一八九七年在英国出版，在辛亥革命之前，在使孙中山名扬四海方面，它起的作用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大。一八九七年五月，《伦敦蒙难记》在上海出售。一位倾向于中国、后来成为孙中山密友的日本冒险家平山周买了一本，读后十分感动。在东京，陈少白骄傲地向宫崎寅藏夸耀此书，宫崎后来成为中国革命党人和日本人合作的重要人物。
在香港，《德臣西服》一年前还把广州起义的失败归咎于缺乏领导人，要求今后的任何起义都要由西方来指导，这时则对孙中山有了新的看法，找到了一位土生土长而又无愧于自己民族事业的领袖：
孙中山……未必不会成为历史上一个杰出的人物，（因为）可以有把握地说，他是个非凡的人，对于中国千百万人民毋庸置疑的悲惨处境，有着极为开明的看法。……孙博士辛勤地工作，忠诚地把由于清政府对国家管理不当而造成的初期的不满分子团结起来，使整个改良运动具有一个纯粹的立宪形式。……他以其极大的才智，努力去驯服在中国反动的（原文如此〕密谋中那些总是显得很突出的狂热轻率的人，调和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不仅在他本国的各党派之间，而且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以及在外国列强之间……此外，他还意识到任何一个大的改革运动都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人的帮助。……当整个中国到处弥漫着需要加以克服的排外偏见的时候，……孙博士是唯一把对形势的充分了解和不顾一切的勇气结合起来的人，单凭这种勇气就能使一个国家复兴。……他身材适中，瘦而结实，言谈深刻，态度诚恳，在中国人中是少见的。……在他沉着的外表下，藏着一个迟早必然会在中国起巨大影响的人格，如果命运作美的话。
在伦敦，孙中山尽力按这个新的形象办事。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做礼拜，不知是否出于他本人的发端。《地球报》居然暗示他将在英国停留一些时候，以帮助康德黎培养中国的行医传教士。他在获释后不久还决心去拜访李提摩太。这位著名的中国传教士的认可对他来说将是一个重要的成就，然而李提摩太并不赞同孙中山的反满主义，也不想为了支持一个造反者而影响自己在中国的工作。
其他的英国人没有李提摩太的那些保留，孙中山收到了许多贺信，接待了一大批敬慕的访问者。这个时期比较积极的同情者中有一个名叫摩根的英国士兵，后来参加了一九○○年的惠州起义。孙中山高兴地发现，一八九七年二月，当高雷爵士在议会就中国使馆的行为以及马格里爵士个人责任问题质询山德森时，提到了他的名字。孙中山接着知道，沙士勃雷谴责了中国政府违反外交特权。也就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可能已和爱尔兰的爱国者、土地改革的鼓吹者和下院议员戴维德结识，至少也是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戴维德公开宣称，他同情中国的革命。
绑架事件增强了孙中山的自信和献身精神。这个事件使他相信，为了某个重大的目的，上苍才先发制人地挫败了敌人，保护了他。孙中山的宗教联想，在写给香港的朋友和老师、基督教牧师区凤墀的信中有所流露：“弟……如荡于还家，亡羊复获，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进之以道，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
十二天的囚禁，使孙中山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广州造反者，变为受到公众注意的、极为自信的清政权的敌人。中国政府的行动暴露了它自己。清政权在世人的心目中代表着罪恶、奸诈，正像孙中山所喜欢说的那样，它代表着“鞑靼”的残忍、凶暴，而孙中山则举起了进步和基督教这两面旗帜。孙中山在波德兰区的胜利，有助于消除人们对一年前在广州因举措失误而遭到失败的回忆。作为对他的决心和乐观主义的一种激励，这个胜利在孙中山的个性上留下了永恒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