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是星期日，但这两位著名的医生认识到每小时都是宝贵的，他们开始在伦敦到处报警。他们再次与苏格兰场警署联系，甚至去了外交部，把有关情况向值班秘书备了案。由于依然得不到采取行动的保证，孟生认为，如果直截了当地告诉中国使馆。他们的阴谋会败露，那么他们就会在采取任何不可挽回的步骤之前迟疑。他还认为单独前去较好，因为使馆已提高警惕，已把康德黎视为敌人。事情似乎是这样：两三天前，当孟生对孙中山的困境还一点不知道的时候，一个哈兰街的同事金博士来访问他，向他打听孙中山和康德黎的情况。因此孟生认为，他比他的朋友有更好的理由进入使馆。然而在波德兰区，接见他的是邓廷铿，他否认有孙中山这样一个人在这里。孟生在这次访问中没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但他让邓廷铿知道，警察和外交部已知道孙中山被囚禁。
为了寻求一切可能的办法，康德黎决定把真相公布于众。星期日晚上，他去泰晤士报社，把他知道的情况写了一篇报道交给他们。而报纸却认为应按照它的众所周知的审慎态度办事，因而在星期一，它对波德兰区的活动只字不提。然而，去《泰晤士报》的结果，倒起到了促使外交部采取行动的作用。
康德黎在结束这一天的工作之前还另外采取了一个步骤。他决定去请一个私人侦探监视使馆，如果发现有弄走那个囚犯的企图就发出警报。但要在伦敦找一个私家侦探，他该到什么地方找呢？当然是司赖特侦探社了。但是司赖特侦探社在星期日通常没有人，康德黎发现他们的办公室锁着。在伦敦全城遍寻侦探不得之后，他计划自己来干这个监视工作，直到警察推荐的一个人在将近午夜时分到来为止。无论如何，司赖特侦探社对于有利可图的事是不会拒绝的。星期一，即十九日，它的侦探们便把使馆置于二十四小时监视之下。可是后来的调查揭露，恰恰就在这一天，司赖特侦探社向马格里透露：“博士又下达了营救当事人的新指示。”这样，这些马格里雇来跟踪孙中山的侦探，又接受了康德黎的委托来监视使馆和保护孙中山，同时他们又接受马格里的钱监视康德黎。司赖特侦探社在侦探业务上也许并不好，但他们显然懂得如何从一个案件中以最小的力气捞到最多的钱。
到这时，康德黎—孟生的联合努力终于把英国的官僚机器发动起来了；外交部、内政部和苏格兰场警署已经睁大眼睛注视波德兰区的那幢楼房了。在首相兼外相沙士勃雷侯爵的授权下，外交部把康德黎存案的副本送到内政部，并建议把使馆监视起来。
同一天，康德黎从孙中山那里得到了消息，柯尔已告诉孙中山，他的朋友们对他的事已予以注意。孙中山已有时间来集中思考，他送来了一篇关于他被捕和被囚禁的说明，这篇说明与他后来的叙述是相吻合的。他虽然得到了安慰，但为了能尽快获释，他计划宣称自己是英国国籍：“我出生于香港。我在四五岁时才回中国内地。作为一个合法的英国国民，据此你能使我出去吗？”孙中山的机灵没有给外交部次长山德森爵士留下什么印象。无论如何，孙的这种做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政府已经决定不允许把他送回中国。如果有这样的企图，就计划把孙中山带到一个地方行政长官的面前，在那里把这件事揭露出来。
十月十九日上午十时，苏格兰场侦探长乔福斯在会见了柯尔之后，派了六名侦探分三班日夜监视中国使馆，康德黎这时打发了司赖特的侦探。乔福斯还布置泰晤士河区警察对所有开往中国的船只进行监视。二十一日，他会见了麦克格雷戈，对于马格里有关运送的谈判有了初步的掌握。
他们的这种特殊关心，引起了使馆工作人员的注意。星期二，即二十日，一个仆役告诉柯尔：“我想，警察就在外面。”他还听到孙中山会被释放的传言：“公使不再扣留这个人了，……中国皇帝现在也不需要他了。”直到最后，马格里都在企图控制他的工作人员。二十二日，他给了柯尔和其他仆役每人一金镑硬币，并答应“此事完结”以后还要给更多的报酬。当然，柯尔已造成了破坏，正期待着一个更大的奖赏。
制止了中国使馆的运送计划后，外交部就准备解决如何解救孙中山的问题。沙士勃雷获悉内务部长的看法，也就是认为拘留孙中山是违反外交特权的。此外，伦敦中央刑事裁判所的一个法官曾宣称，这个事件需要通过外交途径，而不是法律程序来解决。到这个时候，即十月二十二日，外交部决定采取直接行动。因为当时感到，如果孙中山被偷送出这个国家，而公众又知道政府了解这个阴谋，却不去挫败它，那么公众定会“强烈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