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邓廷铿来奚落他，说他所有的书信都被截获，并且要把他送回中国。邓说：“我们要把你捆起来，钳住口，装进袋里带上船。这船我们已租好了。”又说，假设不能把他偷送出去，他们就要在使馆里杀死他。“使馆就是中国，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
在此期间，孙中山的身体并没有受到伤害。他甚至得以享受丰盛的湖南菜肴，这些都是龚照瑗和他的工作人员准备的，但由于怕食物有毒，孙只叫柯尔送来面包和牛奶，有时加上两个生鸡蛋。当孙抱怨太冷时，柯尔还奉马格里之命，给他送来增加的毯子。然而，他由于极端的恐惧而非常苦恼。他常常想像，如果他活着被送回中国；那么，他的“眼睑将被割掉，最后将被碎尸万段”。
但是他仍然觉得柯尔是可以争取的，他把这个人看作是使馆这个机构中最薄弱的一环。虽然在星期五，这个仆役仍拒绝传递另一张便条，但已相信孙中山的精神正常。第二天，当孙中山再次请求帮助时，他要求让柯尔考虑之后再说。孙中山究竟怎样说服这个英国人尚不清楚。孙中山把自己同“伦敦的社会党领袖”相比拟，声称他在中国也领导了一个同样的党。但是，孙中山当与柯尔的陈述对质时坚决认为他“没有谈及社会党人”，他只是把他的困境同受到土耳其人迫害的阿美尼亚基督教徒的境遇相比而已，这在英国曾广为宣传过。这是个较小的不一致，但它是又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它说明孙中山在争取公众的同情方面善于抓住关键时机的才能。柯尔没有理由撒谎，而且看来他也编不出这类的故事。但是，当孙中山面对英国官员，特别是在写他的书时，他是急切地要利用宗教问题。这时他已具有一些社会主义观点，但他显然觉得把自己与受迫害的基督教徒相比拟，在英国会有更广泛的控诉力。为了证实自己在这方面的诚意，他后来对那位“发现他值得信任”的孟生博士说，他是一个天生的基督教徒，而不是一个皈依者。
不管是求助于柯尔的无产阶级思想，还是他的宗教感情，反正孙中山还是拨动了一根更为世俗一些的弦。他给了柯尔二十镑现金，并保证如果他能给康德黎捎封信去的话，以后再给他一千镑。这位仆役这时肯定还在犹豫不决，星期六晚上他对孙中山说，他将在第二天上午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他。然而，在星期五，他已经征求过使馆女管家豪夫人的意见，孙中山只是在这里度过的第一个夜晚看过她一眼。当讲到孙中山的多次恳求时，她力劝柯尔把孙中山的一封匿名信转交给康德黎。
当柯尔决心帮助这个囚犯后，直到星期日才第二次见到豪夫人。这时，这位夫人已主动把孙中山被囚禁的消息第一个告诉孙的朋友了。星期六晚上，康德黎已经躺下睡觉，她按了康德黎家的铃，把一封短简塞进他的信箱。待博士从楼上下来时，她已经走了。这位夫人像柯尔一样也许担心丢掉自己的工作，不想直接卷进此事中去。然而她的信的本身，已足够使那位博士行动起来。信中写道：
君有友自前星期日来，被禁于中国使馆中，使馆即拟将其递解回华，处于死刑，君友遭此，情实可怜，如不急起营救，必将罹难。某虽不敢自具真名，然所言均属实情。君友之名，某知其为林行仙。
孙中山已经一个星期没回他的住所，康德黎早已十分关切，虽然已经深夜，他仍决定立即行动。他假想那位卓越的使馆参赞不会参与这种阴谋事件，所以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到马格里那里去，谋求他的帮助。当他来到这位外交官的住所时，没有人在家，由于前几天晚上有人企图来此抢劫，一个看守这所房子的警察告诉他，马格里已离开这里，半年内不会回来。于是，他首先去到梅尔蓬巷警署，继而又去苏格兰场警署，结果都失败，毫无进展。第二天，他发现马格里的房子仍然是没有人，便决定去拜访孟生博士。
与此同时，柯尔帮助孙中山的决心因豪夫人头天晚上的冒险活动而增强，他带来了孙的一封写在两张名片上的信。这位仆役先去使馆附近康德黎的家，后来在孟生家门前追上了博士。两位医生于是读了他们从前的学生的恳求：
我于星期日被绑架到中国使馆里面，将要被偷运到中国去受死刑，请即速救我。中国使馆已经雇好一船，载我回中国去，我沿途将被封锁起来，不能与任何人通消息。唉！我的大难到了！
孙中山还恳求康德黎为他“照应这个送信的人”，这时极需柯尔的合作。从他那里他们得悉这个惊人的消息，即马格里不但知道，而且实际上策划了此次“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