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提出，在《泰晤士报》的访问记中，马格里的话被弄错了；另一种推论是，他自己不知道所传的孙中山的首次来访，而只是重复别人向他说过的话。马格里陈述中的这些矛盾，以及他在这个案件的其他方面使用的不够诚实的手法，使英国的调查者都觉得是弄虚作假。那么，从孙中山一到英国就监视他的侦探社又怎么样呢？看来，全部秘密的答案，就掌握在司赖特侦探社的那些坚忍不拔的侦探手里。想必可以指望他们知道孙中山在九日和十日的行踪。他们应能解释他在十一日是怎样进入使馆的。遗憾的是，这些侦探的活动，还没有达到小说中所描写的他们的同行的水平。司赖特的侦探们显然都是无能之辈，他们连续几天失去自己的跟踪目标。十月六日，他们向马格里报告说，孙中山的活动“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直到十月十二日，他们一直没有送过情报。到那时，马格里想知道过去几天司赖特的侦探发现了什么，他们一直盯梢的那个人与被拘留在使馆内的人是不是就是同一个人。可是他们只能报告说，星期六下午恢复了对这个目标的监视，他从寓所到国会两院都被盯梢。他在那里逗留了几个小时，并曾在斯屈朗路的商店橱窗看了看，然后回到寓所。星期天，一个侦探又在葛兰旅店街八号外面站岗，“然而此人不见离开宅子出来，无疑义的是因为天气不好有风雨的缘故”。人们当会记得，这一天正是双方都承认孙中山进入波德兰街的使馆楼房的一天。在孙获释之前，马格里在向报界的陈述中曾透露，孙中山不知怎样甩掉监视者溜走了，“他来到中国使馆，而不知道有受雇的私人侦探盯梢，这真是一件怪事”。然而，没有什么表明孙中山知道自己一直被盯梢，司赖特报告中的漏洞，只能归咎于它的侦探们的工作非常笨拙。
二十九岁的使馆仆役柯尔的证词，也没有说明孙中山是如何进入使馆的。他只知道星期日通常不来使馆的马格里在十一日上午十时被叫到使馆来。约一小时后，柯尔被告知，他在“星期天上午有个好差事，我们得把家具从一间屋里搬出去”。不到一小时，他就奉命去监视孙中山，孙中山已被带进这个房间，这间屋通常是由使馆的一个雇员住的。至于孙中山是如何进来的，柯尔和其他英国仆役都很想知道，但一直被蒙在鼓里。柯尔只听见一个中国人说，“真有趣，这个人是从那条路进来的，”而邓廷铿得意洋洋地对他说：“我真了不起！我真有办法！竟把他弄进来了！”
无论如何，柯尔的证词表明，使馆已预知孙中山的访问，或已预谋一个不寻常的事件；否则，那个星期日上午，在孙中山离开寓所之前，马格里是不会被召来的。总之，不是孙中山先前曾到过使馆，使馆估计他会再来，就是波德兰区的阴谋家知道他将到该区附近而决定诱骗他。但是，司赖特早先的报告并没有提到孙中山到康德黎家的路线，倘若马格里得到这个情报，那也肯定是从别的渠道得来的。马格里从未说过孙中山首次来访时曾与之约定第二次来访。因此，英国官方调查的结论是，十一日囚禁孙中山的计划，不是根源于先前同孙中山有过任何约会；而是基于一种希望，即孙中山将会在那个不寻常的上午路过那里。而这就是孙中山叙述中的一个弱点。译员邓廷铿决不会单独负起诱骗孙中山进入使馆的责任，从柯尔和孙中山的证词来看，预期孙的到来这一点是明显的。如果预料他的到来是如此有把握，那么很可能就是事先已约定好了的。
然而，英国官方的调查者—财政部的律师却认为对孙中山的有计划的扣留，与孙否认他先前曾有过一次访问并不前后矛盾。他假设使馆对孙中山的一般行动掌握得相当清楚，因而能预先定出计划。这位官员，即卡菲，把马格里的含糊其辞的陈述，与孙中山前后一致而又详细的叙述对比之后，认为“孙中山就十一日上午被诱骗至使馆的方式所作的叙述，大体上是正确的”；而“孙说他没有去过使馆，很可能是说了真话”。此外，由于他假定马格里是听信了的中国同僚的错误消息，所以他“高兴地认为”这个结论“不至于有损马格里爵士本人的诚实”。
但是，因为卡菲未能讯问使馆的其他雇员，他的结论被公认是不清楚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两个错误的假设之上：其一，司赖特的侦探向使馆提供的关于孙中山的习惯和活动情况，远远超过了他们实际上侦察到的；其二，孙中山既然“知道中国政府急于把他抓到手”，就不会去冒风险。第一个假设我们已有所论及，至于第二个假设，则没有考虑到孙中山的大胆和爱好冒险这一点。假如卡菲能去调查使馆的证人，考察有关的中国文件资料，他将对孙中山在十月十日和十一日的行为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并可能揭示出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