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离开的第二天，广州总督要求交出被怀疑在这个殖民地避难的孙中山和其他四个人，但罗宾臣总督的答复指出，英国不愿交出政治犯，此事只好暂时作罢。
他们于十一月十二日在神户登岸。在那里，那三个起义者方才知道自己的领袖因广州事件而遐迩闻名了。他们所读到的新闻报道上的措辞，也使他们有理由去考虑他们反朝廷计划的历史含义。虽然他们谁也不懂日语，但日本使用的汉字，使他们能看出报纸上一条宣布“中国革命党领袖孙逸仙”到达日本的消息。孙中山及其朋友感到惊奇的是，日本人所称的“Kakumei”，用中文读起来不是别的，正是“革命”，这尽管是个熟悉的用语，但他们却从未把它同他们自己的政治目标联系起来。这个词对日本人来说是按西方的意思作“革命”解的，可是在传统的汉语词书里，它的含义却完全不同。这个词的字面解释是“变革天命”，但事实上是指王朝的更迭，一个王朝为另一个在制度上相同的王朝所代替。因此陈少白才大吃一惊地说，“我们从前的心理，认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因此，孙中山没有采用这个意仅为“王者易姓”的术语，就可以理解了。
代替“革命”，他们用另外一些传统的用语如“造反”、“起义”或“光复”来解释他们的活动。除了“光复”是指汉人起义反对非汉人的统治者外，其他用语都缺乏任何积极的政治内容；他们所指的仅仅是地方性的、而不是全国范围的群众抗议运动。按通常的习惯，它们可能是指那些武装反抗不法官吏或贪婪地主的豪杰们的英勇事迹。对儒家知识分子来讲，造反当然是“大逆不道”的，而孙中山避用的“革命”这个词，则是一个受到尊重的儒家用语，因为它的使用，表示知识界对一个新的王朝盖章批准了。
想到论“革命”的最有权威性的章节，“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孙中山就对日本人给一个传统的中国术语赋予现代的意义由衷地感到高兴。现在他可以利用这个含义丰富的词，运用到实际中去了。权威能使这个制度变革的新概念增色生辉。他说，“今后，我们就称革命党”，陈少白写道，日本人使用的这三个字的“影像印在脑中了”。
这一行三人继续前进，很快就到了横滨，有几千广东人在这里居住。依靠孙中山去年在这里的关系，他们得以安顿下来，并且创建兴中会的一个分会。这是个约有十人的小团体，成员包括冯镜如和裁缝商谭有发。“无辫仔”冯镜如在过去的一年中一直是孙中山的积极支持者，他被选为会长，他的年仅十三的儿子冯自由，则担任送信的工作。不过，横滨华侨的反应是消极的，想使组织迅速发展的希望很小。虽然华侨并不缺乏反满情绪和对孙中山个人的敬仰；但是，同以前来此访问过的那个鼓动者相比，现在是一个真正的造反者，和这种人交往，他们就感到犹豫不决。中日战争结束后，中国领事正要返回横滨，他们估计很快就要遭到领事的查究。因此，他们的勉强这时就表现得特别明显。
但是，孙中山不想为消除一个人数不多的华侨社会的恐惧心理而花费精力。他只满足于鼓动他所找到的少数几个具有战斗精神的人；然后就转向人数较多而又比较富裕的夏威夷和美国的华侨社会。他还希望当他在这些华侨社会中进行组织工作时，能够更加安全，不受清政府暗探的影响，孙中山知道自己是个被追捕的罪犯。所以，在日本他就开始制造一张保护伞，把自己伪装起来，这使追捕他的人不免上当，而至今仍使他的传记作者感到迷惑。
首先，他改变了自己的外貌。他剪掉辫子，留了胡子。由于他脱下长袍，换上西服，看上去像是个现代的日本人了，这个变化既使他感到惊奇，又使他感到放心。此外，他使美国驻横滨领事相信，他出生于夏威夷，因而获准进入美国。
孙中山所作的环球旅行和搞起义的短途旅行，除了靠他善于掩饰的本领外，也靠他善于筹措资金的能力。他尽管从未筹集到足够他的军事冒险实际所需的经费，但他似乎总是能够感动一些人，使他有旅费一站一站地走下去。此次，当横滨兴中会未能筹措到他所需的五百元旅费时，冯镜如和他的兄弟就如数借给了他。孙中山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从不贪财，不论他得到多少钱都全部用在事业上，从不忘记自己同志的需要。这一次，他给了陈少白和郑士良每人一百元。由于郑士良的名字不在清政府的通缉名单上，他就受命回到香港，在那里，他可为将来的起义打下基础。这笔借款五年后偿还了，而它对于革命事业是起过十分重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