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迟迟不向北京报告，尽力贬低起义的政治意义，可同英国领事的评述加以对照。布伦南把这次失败的起义看作是革命的一次严重的尝试，在这次革命中，广州仅仅被当作跳板而已。他在十一月一日的信中写道：
谋反者占领广州后将向北进军，他们自信在那里会得到支持。……官吏们业已查明，这个运动非常广泛。……警察长（李家焯）告诉我，当把密谋查得水落石出时，许多有权势的人和高级军官都将被牵连进去。
布伦南确信，当局无法镇压一次起义，谭一直被他的部属欺骗，也没有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他在十一月十二日写道，“警报平静下来了”，省衙门庆幸事先防止了一次“严重的起义”。但他发现，“官员们中间普遍的看法是，一次彻底的调查会使政府得到不好处理的情报，并使他们势必采取严厉的措施追查下去。……以至促使迄今为止并未防止的叛乱突然发生。”这个严重的估计同几个月前英国的政治报告相对比，证明了广州起义的影响。
表面上革命党人一年来在财政和组织上的收获似乎全都毁了。十月间，因为有一个适当的目标和一个明确的行动计划，他们很容易就召集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战斗部队。可是到了十一月，他们只剩下一个总参谋部，甚至这个核心也由于内部争吵和敌人残酷的镇压而缩小。原来的领导集团从来就没有完全一致过，现在由于孙中山及其支持者因这场灾难谴责杨衢云而发生分裂。他们用尽了库存购买的军火，结果落入政府之手，而且一遭粉碎，在广东的全部兴中会组织也就烟消云散了。该组织招募新成员的直接目的是袭击广州各个衙门；然而袭击失败，也就没有什么能使之团结在一起。因此，在策划在广东进行第二次政变之前的五年中，中国大陆上看不到兴中会存在的痕迹。当领袖们被迫离去以后，香港的组织工作也宣告停止。
作为一个革命的工具，兴中会的主要缺点在于其组织活动的短暂性。它所设想的作战计划并不坏，但除了作战计划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但是，它的领导者着迷于夺取广东省会的思想本身，并不表明他们目光短浅或缺乏战略思想。一切革命都是从政变发展起来的，正如拉斯韦耳所说的：
成功的革命暴力，有赖于军事政变同群众的不满的危机相结合。政变可由一小批消息灵通、装备良好和训练有素的突击队来进行。但是，能否得到一批忠诚的密谋人员，能否在整个行动过程中始终得到群众的支持，这就有赖于危机之前的宣传准备。
广州起义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打下这个基础。少数人的背叛和起义机构的失灵，都是当初忽视组织和宣传工作的后果。
然而，孙中山所采用的策略也有其可取之处。他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方面人物罗致在一起，并通过一个军事计划给他们一个统一的外表，从而找到了一个迅速而有效的威胁政府的方法。组织和宣传工作需要耐心，而图省事的策略符合于孙中山的个性和知识分子的特点。他所喜欢的是“事实本身的宣传”，它虽然不会导致立即取得政权，但可以在群众中造成“一种大有希望的气氛”，同时在政府内部散布恐惧和不安。这种行动的影响逐渐积累起来，能给当局带来彻底的垮台。因此，不应该将广州起义视为一个失败了的、孤立的事件，而应视为持续了十六年的加速清王朝崩毁的一系列起义的范例。
简言之，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孙中山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由于广州起义，他终于不仅在香港和广东、而且在北京也受到了认真的对待。由于广州起义和清政府那种要追捕他直到天涯海角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一年后便把孙中山一下子抬高到一个显著的地位，这种地位同他所掌握的微不足道的组织力量是不能比拟的。
第5章四伦敦蒙难
孙中山和他的难友陈少白、郑士良在香港急于澄清他们的身份。孙中山估计中国政府会要求引渡，他按康德黎的指点去与一位英国律师商量。但是，这位律师不能为这个案件找到一个先例，只是劝他们马上离开香港，以免吃清朝暗探的亏。一个偶然的机会决定了他们去日本：因为有一艘日本货船第二天启程回国，这艘船上有舱位。据早已注意孙中山行动的香港警察说，孙中山于十月三十一日从汇丰银行里取走三百美元，然后避开警察上了船，这只船载着孙中山及其朋友开往神户，一路上他们历尽了惊涛骇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