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起义在起义者举旗开枪之前便遭挫折，六个月的紧张计划就这样白费了。尽管它貌似笑剧，但它并不是轻快的滑稽歌剧。这次起义吸引了雇佣兵和叛徒，但也吸引了誓死复兴国家的忠义之士。孙中山童年的朋友陆皓东，就是这样的一位英雄。陆皓东如果躲藏起来或立即逃走，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他不顾同志们的反对，又回到书店的秘密住所，目的是把党的全体成员名单毁掉，使它不致落入清政府之手。正当执行这个任务时，他在十月二十七日被警察逮捕了。在中国警察审讯时，他惨遭严刑拷打，但坚决拒绝同逮捕他的人合作。警察从他那里得到的不是自供状，而是一篇反抗的声明，他在声明中骄傲地阐述了试图攻打广州衙门的动机和广泛的目的。
他谈到，他和他的同乡孙文怎样“同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官吏之贪污庸儒，外人之阴谋窥伺”。在居沪多年之后，他重返广州。他和孙中山以及其他朋友在那里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陆皓东看到外患日迫，“欲治其标”。但孙中山主张满仇必报，“思治其本”。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孙中山的观点占了上风，反满才成了他们的共同宗旨。他们要努力唤醒中国人，光复汉族。但无奈贪官污吏、劣绅腐儒，甘心替仇人效劳，而这些满洲人则对汉人犯下了不计其数的罪行。陆皓东在这些罪行中，列举了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这两件十七世纪满洲人征服中国时发生的事件，二百多年来一直引起中国人的痛恨。他最后的话包含了对汉族官吏和满清统治者的警告：
要知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故吾等尤欲诛一二狗官，以为我汉人当头一棒，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
美国领事抗议陆皓东的被捕，通知知县说，此人是基督教徒，曾在上海电报局任翻译，安分守己，和恐怖分子没有联系。尽管这位领事证明陆皓东清白无辜，但陆铿锵有力的声明，使他的呼吁白费了。
不过，在争取释放另一位新教徒、书店老板左斗山时，这位领事却取得成功了；曾主持书店后院的小教堂的王质甫，由于得到外国传教士的预先通知，也及时地逃脱了。孙中山的密友和古文教师区凤墀牧师小心地搬到香港去了。
基督教徒参与起义的如此的突出表现——起义的许多领导者是新教徒，他们把那个小教堂变成他们的一个主要藏身之地，使中国当局和外国团体都感到惊恐。由于在同一个南方沿海地区，太平天国运动曾受基督教影响的哺育，因此有理由设想，北京在这个起义中看到了一个迹象，即半个世纪前几乎颠覆帝国的那个由宗教鼓动起来的运动，可能重新爆发。然而，并不是西方的宗教，而是西方的政治影响刺激了兴中会领导人；这些领导人的基督教身份，仅仅是他们的西方倾向的宗教方面。而且在当时，外国人的思想，只有通过教会渠道才能传到下层中国人那里。所以宗教和政治的动机，看来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了。外国外交官宣称起义者信奉基督教，以此进行干预，加深了官方的怀疑。造反者同传教事业有联系的证据，可以被当局利用来抵制外国人要求宗教上更大的宽容。因此，在十二月三日，即广州事件后的一个多月，李提摩太为解决传教事宜去北京会见进步的官员张荫桓时，被告知，“在广州双门底小教堂发现的一个姓孙的人的有关造反的文件，将证明是对解决传教问题的一个很大的打击。”
广州揭发出来的事情使在南方的外国人焦虑不安。英国驻广州领事布伦南认为，基督教徒卷入起义，造成了“一个必然严重损害本省基督教布道团的不愉快局面”。《德臣西报》报道：“最近在广州出现的反对当局的起义，正是反基督教知识界所喜欢的东西，因为他们可以用来作为进行迫害和虚假的谴责的借口；于是所有的德国传教士接到德国驻广州领事发出的一个通知，警告他们要特别注意，他们的皈依者不得卷入任何这类煽动叛乱者的运动”。也许就是这种生怕被误认为有颠覆倾向的担心，使教会暗示：孙中山毕竟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而且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领事被告知，尽管孙中山“自称是个基督教徒，……但同他一起的传教士怀疑他的虔诚”。但是，曾给孙中山施洗礼，而且此时无疑比其他任何传教士和孙中山更接近的喜嘉理博士，并不同意这种谴责。孙中山不是一个常去做礼拜的教徒，但有理由相信，即使他后来对西方的信任严重动摇，也还是受基督教的鼓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