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迹象表明，香港新闻界人士的支持曾对英国官方的看法有过任何影响。香港辅政司曾申斥《士蔑西报》的邓勤利用报纸煽动中国人起来反对一个友好的政府。虽然在中日战争的冲击下，英国的政策变得更灵活了，但英国外交部总是比那些在通商口岸的头脑发热的人小心，并不急于进一步卷进中国的内政中去。在黎德对即将爆发的起义发动支持的高潮期间，英国驻广州副领事向伦敦提出了一种看法，从中可以看出那些要求充分利用中国的绝望形势的当地英国官员的情绪：
这里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革命，即由有着特定目标的中上阶层提出更换政府的要求。香港的一家报纸关于起义的大胆预言纯系空谈。看起来的确是这样：虽然中国政府实际上被解除了武装，无力抵抗严重的外敌，但它仍有足够的力量维持国内的安定——保持中国这头大奶牛的安定，好让外国人挤奶，同时有可能只让日本人取得他们应得的一份。
这个见解和《德臣西报》见解之间的差别仅仅反映了对前景不同的展望，并不反映多少利益上的冲突。两者都关心英国在华的贸易和投资。虽然官方不愿打破现状，下更大的赌注，因为这将在中国担负更多责任，但以《德臣西报》为喉舌的通商口岸的贸易团体，却叫嚷只有加强干涉，才能使中国完全开放并使它成为英国商人五十年来梦寐以求的黄金国。《德臣西报》之所以成为兴中会唯一的赞助者，是要以兴中会作为工具，用最低限度的干涉达到目的，这仍然是好战政策的一部分，在总的趋向上是和通商口岸的要求相一致的，在《德臣西报》看来，如果广州起义失败了，除了外国干涉外别无其他选择。兴中会的英国朋友们以残忍的坦率态度对这种选择作了解释：
……这不是更新或改进国民的政府的问题。世界上可用的市场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尚未开放的市场，由于别的地方竞争的加强，西方国家绝对必要的事就是……坚持中国彻底改变其对国际贸易的态度。……因此，如果西方国家不能达到目的，列强的义务就是把他们的要求强加于中国，甚至瓜分这个帝国。……不需要不公正地压迫民众。……如果中国没有进行内部更新的迹象，那么，为了文明和中国民众自身，西方列强紧迫的义务就是进行干涉，以谋求某些细微的改革。
为此，《德臣西报》提出两种打开中国市场的计划：“海军示威的心理影响”和支持兴中会。在十月发动起义的日子临近时，黎德和《士蔑西报》的助理编辑高文曾起草了一篇由何启和谢缵泰修改过的致列强的声明。这个声明是发表了，还是被暂时搁置起来以等待起义的结果，至今还不清楚，但《德臣西报》确曾写了最后一篇社论支持起义者：
我们不想重犯太平天国的错误。如果有人愿意前来把现在正趴在绝望的深渊中的中国拯救出来，只要人类的正常意旨得到遵从，外国人的权利得到承认，整个中国向贸易和商业的文明影响开放，我们希望英国不要吝啬它已提供给埃及的那种合作。……开始时可能有某些过火之处，但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而当地外国人的责任，就是把这新的冲力引上正轨。如果大不列颠或其他列强进行干涉，把中国推回到目前统治中国的无能之辈的怀抱中去，那将是可悲的错误。……
几年后，孙中山将从英国向埃及提供的“合作”中得出他自己的结论。但是现在，通过各种利益的稀奇古怪的合流，当兴中会准备攻打广州衙门的时候，它的外国同盟者也在盼望着在北京的克罗穆尔勋爵。
孙中山在一八九五年建立的松散的起义机构，不可能对一个如此精细而又庞大的计划保守秘密。仅就倾向于革命的香港报纸的各种轻率的预言来说，便足以引起省当局官员们的警觉，他们在暴动的最后阶段到来之前好几个星期就已作好了准备。但奇怪的是，那位最高官员谭总督的反应，却是对计划中的起义的证据持怀疑态度，只是在被不容置疑的证据弄得惊慌失措之后才采取行动。
广州和香港都有安全上的漏洞。忠于反朝廷传统的起义者们，曾计划一等到十月二十六日起义打响，就在整个广州及其郊区张贴“檄文”。这篇檄文是十月九日由朱淇起草的。按照中国的株连法，朱淇的共谋关系将牵连他的家庭；他的哥哥朱湘，一个举人和地方官吏，为了保护自己和家属，决定向当局告发这次起义。他在二十六日前一两天假借他弟弟的名字，写了一份自供状给县丞。后者，一个叫李家焯的人，立即下令对孙中山进行监视，同时向总督作了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