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暗示改革党同长江流域的造反者有联系后，社论接着指出，南方人的诚意和温和的立宪派一样，他们比起低下的会党来，更值得欧洲人的支持和保护：
这些改革党人（他们不属于会党，他们结合在一起只是为了改造政府）的意图是，……如果可能的话，以和平手段实现政变。他们所期望的……（虽然在一个中国人的团体中似乎不可能见到任何类似的看法）是一个结构上的激变，使他们的国家摆脱暴政的邪恶制度，正是这种制度把中国排除于西方的影响，西方的贸易和西方的文明之外。
该报的编者估计，内战的发生会使对外贸易暂时中断，但认为这是为了改善农民的命运而重新改组中国和“开放帝国以利于国际交往”的必然前奏。他希望外国列强不要像太平天国起义时期那样支持清政府。
尽管当时改革党的纲领还只能说是“模糊的”，但编者却为诸如司法制度和行政机构的改革等具体建议所鼓舞。他可以向他的读者保证：“中国的全部债务将为新政府所承认和接受……在目前，帝国的关税将作为所有债务的抵押”。而且，“就像日本那样，或者更进一步就像埃及那样”，任用外国顾问将会给新政权带来成功。
外国商业利益被热烈地加以描绘。铁路和矿山将得到发展，而“素负盛誉的中国矿产资源将被开采，并就地设厂加以利用，从而为英国的企业和资本提供一条新的出路，长期拖延而又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中国的开放，最后将变成现实”。
从社论所想像的改革的样本中，看出了何启的影响。何启谈改革的文章就发表在同一期的《德臣西报》上。但是，何启是否真的写了这篇文章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文章的风格和语调都同中国的作者不同：在这篇以及后来的几篇社论中，一方面对起义者的事业大唱赞歌，一方面又夹杂着大量轻蔑的嘲弄，而这些嘲弄都是中国通们专用于中国和中国事物的。显然，兴中会领袖们的“洋味”，以及他们想得到欧洲人保护的明显愿望，赢得了的支持。
三月十六日，《德臣西报》再次描述了笼罩全国的不安情绪，说香港的许多重要中国商人期待着一场大革命，它将摧毁专制制度，开放祖国对外贸易。但政变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领导人的选择也尚未决定。事实上在暗示，在政变尚未取得最初的胜利、人民尚未公开参加起义之前，真正的领导者是不应抛头露面的。到那时一些已获悉这次起义的中国显要官员将站在造反者一边。至于革命党人的纲领，该报宣称，“没问题，很清楚”。
两天后，《德臣西报》陈述了起义者的政治目标。该报的陈述比这个时期的任何中文资料都更加明确。从陈述中可以看出，《德臣西报》对兴中会要建立一个共和国的计划表示很大的怀疑。清王朝一旦被推翻，“标志奴性的愚蠢的辫子就会消失”。这至少同兴中会隐蔽的正式文本所提出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对未来政府的形式，该报有这样一个明确的陈述：“就国家而言，没有提出要建立一个共和国。正如改革党提出的那样，中央政府应包括皇帝和三位主要的国务大臣。皇帝应出自哪一个古老的家庭，显然是以后考虑的事情。”
至于要实行的具体改革详细地加以列举。要以专业考试来改进官僚政治，取消捐纳制度，提高薪金以减少贪污腐化。实行司法改革，普及现代教育，允许信教自由，发展经济，整顿地方政府。而承诺开放更多的贸易中心和港口及“废除一切有碍于贸易的法律”，则使起义者明显的亲西方倾向更为突出。声明甚至建议，在一个类似海关协议那样的安排下，国内的税收也交给外国人办理。“直至中国有一天不再需要任何外国援助为止”。
这个纲领以及揭示出来的起义者的其他意图，都是何启的思想，这一点，在几个月以后就得到了证实。五月二十三日，《德臣西报》刊登了一个体制改革计划，被公开承认是何启的作品。它最初发表在香港一家中文日报，据说这个计划被印成小册子，在中国广泛流传。这个计划对于反对清王朝避而不谈，但作为君主立宪的一个轮廓，和先前有人说是起义者的目标是相一致的。
不过，这个精心设计的政治结构草图却是新的。担任最高决策和掌握行政机构的人，不仅是皇帝，而且还是总理的内阁。全国将划分为四个行政区，它们的议会及其下属的议会在地方事务上实行自治，由中央政府批准。在最小的地区，议会成员由人民直接选举。然后这个地方议会从自己的成员中选出代表参加县议会，逐级往上直至选出国会。但是，国会不必经常开会，因为有皇帝和内阁来处理国家的重大事务，而其他事务则由地方处理了。地方官吏由人民推荐，但最后的委任权属于皇帝。选出的代表和任命的官吏都要经过考试，而考试制度本身则要按前面提出的办法加以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