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计划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小，“除非中央政府在西太后和李鸿章的敦促下独立地，或在外国官员的帮助下，粉碎目前这种根深蒂固的官僚统治制度”。何启并没有指望任何奇迹的出现，他不过是在为广州起义受到欢迎准备条件——这个意图在进攻发动前几个星期被同一家报纸轻率地泄露出去了：“今年初，何启博士鼓吹改革的小册子的发表，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本小册子是复兴中国的基石；谣言盛传将通过暴乱推翻清王朝并按照何博士的设计建立一个新政体。那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改革办法，但是还看不出这种希望有实现的可能。”值得考虑的是，在密谋者的目的和历史公认的他们这个时期的政治方针之间，有着明显的矛盾。
首先，我们如何解释起义者公开接受的君主立宪者的称号？我们只能像以前讨论孙中山与刘学询的交往那样，强调兴中会的领导人对他们计划中的广州政变的结果心中无数。占领南方各省能否使他们最后推翻大清王朝，并同高级官员合谋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的君主政体，或者这次政变将点燃一场真正的革命的烈火，那就排除了联合士绅的必要，允许他们废除君主制度？拿破仑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格言，也许最能描绘他们的心境。很可能何启对孙中山和杨衢云施加了温和的影响，说服他们推迟共和的目标，因为一个激进的纲领可能使外国人不安。最重要的是，孙中山由于他的卑微的社会地位造成的政治上的孤立，需要他有灵活性。他可能得到的是教条主义，然而，他向谁去请教何启在政治和国家的体制问题上是不是权威呢？
何启纲领中提出的兴中会的外交政策，更是同人们头脑中的孙中山的形象格格不入。看来似乎很难相信，没有哪一个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会比这个外交政策招来更多的外国干预。比如，关于海关的建议就是这样。然而，这和我们对兴中会领导人的社会出身及其知识分子倾向的了解是一样的，这是一次杰出的非知识界的改良主义运动。兴中会的领导者企图推翻大清王朝，并非因为他们比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样一些知识界的改良主义者更憎恨清政府，而是因为清王朝的投降对于他们得到政权是必不可少的。不论是孙中山的医学学位，还是一八九二年维多利亚女王授予何启骑士的荣誉，都不能补偿传统的中国加给他们的政治和社会的不利条件。他们要在政治上成为一种力量，唯一的办法是通过政变冲上最高的官阶。但在当时，没有取得外国支持的许诺，要在中国等级制度的顶峰谋取权力，那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还没有觉悟到把下层阶级的同盟者汇集成一个独立的政治运动可能性，因此他们需要外来的帮助，并准备为此付出代价。
但是，起义者不愿仅仅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而牺牲中国的主权。他们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是西方基督教传统的理性的和精神的产物。他们是用他们已经习惯了的西方评价标准的眼光来评价自己国家的制度的中国人。他们深深地感到，中国必须在外国顾问的帮助下，建立欧洲式的行政和司法制度。如果中国受欧洲人的欺凌；那么兴中会的领导者就会争辩说，由于中国人的无能和官吏的贪婪才招致了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他们大概还会争辩说：让中国按照欧洲的样子改造自己，它就会在国际大家庭中受到平等的待遇。尽管清政府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就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但它却反对西方的思想和制度的输入，特别是反对受过西方训练的人员的出现，但是这些人员是却能够最终引导清王朝恢复它的全部主权的。一个真诚地致力于现代化的新政权，可以把那些业已掌握西方的知识和技术的有才干的本国人放到领导岗位上，从而更容易避免外来的干涉。
除英国外，起义者还想谋求其他列强的援助。已从日本驻香港领事那里得到日本政府的“秘密支持”。德国也是孙中山注意的对象，因为据说他认识德国驻香港领事克纳普博士。如果讲灵活性，那么同列强的多边接触是应该很好地加以考虑的。我们也不能准确地判断他们打算谋求外国多大程度上的支持。但在中国近代史上还从未有过一个集团同西方特别是同英国的利益更为一致的了。
《德臣西报》指出，只有这种亲西方倾向，才能保证中国改革运动的成功。“熟知中国人无能”，使这家报纸对“纯粹来源于中国人士”的任何建议都表示怀疑。因为“如果听任他们错误地走下去，那么要推动这庞大而昏睡的人群，就要花无穷无尽的时间”。既然让黎德出席兴中会的秘密会议，并征询他和英国化了的何启的意见，那么兴中会就不能认为是一个“纯粹中国人”的运动。尽管该报觉得“作为一个整体的种族而言，中国人很少或没有什么高贵的品质”，但“由于在外国人中间居住而得到启蒙”的那个“中国人阶层”，倒是给人以很深的印象。在一个认为“宗教是贸易的先导，而贸易又是文明的先导”的社会圈子里，起义领导人的基督教身份，也是使他们得到支持的一个原因。